似乎就是那么一回事，自中原板之后，文化就是向南转移，导致五胡华和南北朝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原的文化圈没能恢复元气，还是要等隋室的李阀结束战建立大唐，花了数十年才将文化圈重新兴盛起来。

现如今是羯族统治刚刚结束没多久的时间段，历经各族胡虏的肆虐，能逃的都逃向南方，尤其以各世家和豪族最能逃，中原的大多数连活下去都显得艰难，哪有那个氛围去搞什么文化，北方的文化自然是显得贫瘠。

原本的东晋小朝廷治下，文化氛围还是相当的浓烈，诞生了不少这个xx家那个xx家，尤其以书法家、思想家和玄学家最多，还都能遭到追捧，名气大的比比皆是。

刘彦下达招贤令，不止是吸引了听到风声的山门中，南方可以说是倾巢而动，谁也不想被隔离于“治世集团”之外。

汉国已经建立将近九年，一直没有任何一个学说能够成为“核心”，那是文化有目共睹的事。他们本以为新生的汉国会是兵家和法家霸世，将走向秦帝国的老路，“改换门庭”学习法家典籍的不知道有多少，尤其是以向军事靠拢的最多，还不是为了能在新的“治世集团”能有一席之地？

招贤令的出现必然会引起轰动，不止是君王需要贤才，还代表着君王其实很需要一个“核心”学说。那是不是说君王其实没有想让法家霸世，是君王根本就没决定以哪个学说成为核心？

儒术霸世已经是数百年的事，实际上有的是想着要酝酿反击的，偏激一点的甚至都有了鱼死网的决心，想着无论如何也不能重新让法家崛起，怎么样都要维护儒家的霸主地位。要是刘彦没有下达招贤令，不管时间过了多久，儒家的反击也必然是会出现，只是以何等方式出现而不同罢了。

现在还有法家吗？没知道。法家门徒装了数百年的儒生，装的连自己都不确定是不是法家一员，再来是相当多的法家典籍是一改再改，真的需要时间来重新净化一下。只有法家典籍被重新整理，才有可能出现新的法家大能，也才能重新让法家成为秦帝国时期那样的显学。

可以确定的是正因为“儒皮法骨”的戏码上演太久了，真的没有法家大能的存在，要不八年的时间足够在法家大能的率领下将朝堂经营成铁桶。毕竟刘彦是真的在以律法治世，给出了法家发展的绝佳环境，可到了元朔八年末尾的阶段，依然是那个样子。

“世当用重典，自是法制崛起之时。”

罗含今年已经五十七岁，可是从模样看去竟然像是三十来岁的中年，他与一众友抵达关中之后，了旧长安城是被安排在驿馆之内。

不管谁从哪里来，走了那么远的路，一路上必然是能用眼睛看到汉国的实际状况，不少地方已经从战中走出来，可要说能发展多好真的未必，更多的地方则是依然能够看到战过后的败。

想要对治国发表什么言论，首先要了解国家当前处于什么状况，很显然的是汉国是有赫赫兵威，但国内状况真与天朝盛世该有的景象差距太远。

“重典可压制宵小，使坏不敢为非作歹，使社会恢复有序。以法制却难有真正盛世，唯有道德心方能有真正的大世。”

这个也是儒家门徒普遍的看法，他们没有无视法律的必要，可又认为只有让一个从内心里真正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才能真正根治象。因此他们重视道德的教化，远比普及法律的重要要多得多。

让所有都成为有道德的？儒家为了这个目标已经奋斗了近千年，却是从孔子他老家开始。孔子创建了儒学，目标是让儒学成为治国之学，本不断奔走各国求官，众门徒也是奔走在当官的道路之上，还是知道至少得有权才能将儒家的治世手段有施用的舞台。

可惜的是春秋各国战不休，儒家真不适合那种大争之世，少数几个使用儒学治国的诸侯国也很快灭亡，导致各个诸侯国更是对儒学唯恐避之不及。

事实上孔子的儒学和他升天之后的儒家已经不是两回事，要说各个学说哪个被改得最多，那么绝对是儒学。

先汉独尊儒术之后，各个学派销声匿迹，然而各个学派并不是真的消失了，是成了隐藏在儒家的卧底，尤其是以法家玩得最为手段高明。自先汉到五胡华，出了不少以法制而闻名的大儒，有了春秋战国那么多儒学门徒却是法家大能的例子，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顶多是觉得“中出叛徒”了。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如今乃是我等成仁取义之时。”

说话的叫张亢，就是当世闻名的“三张”之一。他的年岁大约在四十左右，曾经做过西晋的蜀郡太守，注释过诸多典籍，以《明堂月令》和《中台要缀》最为出名。

“三张”说的是张载、张协、张亢，三是兄弟，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着很高的建树。这一次却是只有张亢关中，他本虽然注释过不少的经义，可最拿手的却是音乐和伎艺。

“三张”的父亲张收却是一个大名，以擅长作画而闻名于世，最为擅长描画物，现代的成都周公礼殿还有他画的作品。他画过的仲尼七十二弟子及三皇、五帝、三代至汉以来君臣贤圣物。

在当代而言，张收的画作是被各文骚客极度喜欢。王羲之一直收集而没有找到张收的画作，就说过“尝恨不克见”这么一句话。

“成仁取义……”孙放讶异地看着张亢：“何至于此？”

在过去的历史中，就是东晋小朝廷还没有灭亡之前，有太多的吼过“成仁取义”，就是该吼的时候吼，吼完就大多数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仅有少数真的北上与胡虏拼命。恰恰也是北上找胡虏拼命的太少，结果少数的那几个都出名，并且注定名留青史成为典范。

孙放，要说他是儒家门徒吧，可实际上讲的是庄周那一套。在他幼年时期与父亲随从庾亮游猎，就有了一次对答，那次对答让孙放在南边是彻底出了名，也为孙放后面官途敞亮埋下伏笔，一切只因为与之对答的叫庾亮。

庄周？好像是属于黄老的吧？也真的是属于黄老学派的代表物之一，可耐不住儒家消化了诸子百家。甭管之前属于哪个学说，等诸子百家悲剧之后，就成了儒学的“营养品”之一，有意见就让诸子百家的跳出来啊，绝对要被围殴死。

张亢愣了愣神，他那么说好像没有什么错误，汉国追求依法治国，等于是自独尊儒术后儒家遭到最强劲的挑战，众为了维护儒家不该做好成仁取义的心理准备吗？

“此次前来，为君王所尚，非是道义之争。”罗含非常温和地在笑：“诸君勿要妄论。”

源于罗含名气大且是能够服众，再来是他说得非常有道理，也就都消停下来。

刘彦完成了驱逐胡虏的大业，汉家兵锋还在所向披靡，国家只是在战后没来得及发展，他们又不是要拒绝刘彦的统治地位，吼“成仁取义”的确是不合适。哪怕是合适吧，在驿馆那么吼，是等着有士兵来收拾啊？

为了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驿馆的建设规格并不算小，可以说驿馆被修建成为旧长安最为舒适和华丽的建筑群之二，另外一处是刘彦临时下榻的宫阙。

之所以说是建筑群，是驿馆显得很大，分有各自的小院，用庄园来形容更为合适。

从四面八方而来的众，是按照地域划分来进行安置，像是罗含等来自长江以南的，虽然分住各个小院落，可基本上就是被安排在同一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