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准备——别怕，他们比我们少。” 战后，士兵们说：“只要范大在，我们就敢往前冲。” 连西夏都敬畏地称他“小范老子”，说“小范老子胸中有百万甲兵”。

因守边有功，范仲淹再次被召回汴京，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成了朝廷核心大臣。这次，“宠”达到了顶峰——宋仁宗亲自在紫宸殿设宴，赏赐他黄金百两、锦缎千匹，还让他主持“庆历新政”，改革弊政。

同僚们都以为他会趁机“风光一把”，可他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布袍，把黄金和锦缎全捐给了边关的军队。主持新政时，他废除了“恩荫制度”（官员子弟靠父辈关系当官），得罪了无数权贵。有半夜往他家扔石，有在朝堂上骂他“祸国殃民”，他都一笑置之，只对皇帝说：“新政为百姓，若有害于国，臣立刻停手；若有利于民，臣死不足惜。”

（四）最后的“辱”：他在病榻上，还惦记着未修完的堤坝

新政推行一年，因阻力太大被迫中止。范仲淹再次被贬，这次是邓州（今河南邓州）。此时他已58岁，身体大不如前，可到了邓州，他第一件事就是重修当地的“百花洲”——不是为了游玩，而是要在洲上建书院，让百姓的孩子有书读。

他写下《岳阳楼记》时，正在邓州。文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一生“宠辱不惊”的写照。有问他：“您一辈子起起落落，就不觉得委屈吗？” 他指着书院里读书的孩子：“你看他们，将来能成为有用的，我这点起落，算什么？”

皇佑四年（1052年），范仲淹被调任颍州（今安徽阜阳），途中病重在徐州去世。临终前，他让把自己的俸禄分成三份：一份给老家的族，一份给邓州书院的学子，一份留给边关的老部下。他的儿子哭着问：“父亲，您就没什么留给我们的吗？” 他虚弱地笑了：“我这一生，没贪过一文钱，没枉杀过一个，这就是留给你们的。”

朝廷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这是古代文官的最高荣誉。可对范仲淹而言，这“宠”与当年的“辱”一样，不过是身外之物。他真正在意的，是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没偏离“为民做事”的初心。

四、典故告诉我们的道理

1. “宠辱”是外界的“打分”，而非自我的“定义”：范仲淹一生经历三次升迁、三次贬谪，从御前红到边境罪臣，再到副宰相，外界对他的评价忽高忽低，可他始终知道“自己是要做事的”。这提醒我们：他的赞美或诋毁，如同天气的晴雨，会影响心，但不该改变方向。你的价值，不在别的嘴里，而在自己的手里——你做了什么，比别说了什么更重要。

2. “不惊”的底气，来自“内在的锚”：范仲淹的“不惊”，不是故作清高，而是有清晰的“核心目标”——让百姓安乐、让朝廷清明。这个目标像船锚，无论风多大，都能稳住船身。生活中，有因升职而飘、因批评而崩，根源是没有“内在的锚”，把外界的反馈当成了生的坐标。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荣辱自然成了“路过的风景”。

3. “宠辱不惊”不是冷漠，而是更清醒的热：范仲淹不被宠辱扰，不是“什么都不在乎”，而是“不在乎对自己的宠辱，只在乎对他的责任”。他在饶州种粟米、在西北守边关、在邓州建书院，始终带着“热”做事，只是这热不依附于“是否被认可”。真正的成熟，是把“向外求认可”的力气，转化为“向内求心安”的行动——做事时全力以赴，结果来时坦然接受。

《菜根谭》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不是让我们消极避世，而是让我们在世事浮沉中，守住那颗“能开花、能结果”的本心。正如范仲淹，他从未刻意追求“不惊”，只是始终朝着“该去的方向”走，走着走着，荣辱自然就惊扰不了他了。这或许就是“宠辱不惊”最的智慧：不是战胜了荣辱，而是活成了比荣辱更重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