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故出处与核心内涵

“宠辱不惊”的思想源可追溯至先秦道家经典《老子·十三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发布页LtXsfB点￠○㎡” 老子在此指出，世往往因受宠而欣喜、因受辱而惊惧，如同看重身体般看重外界的褒贬，这是内心被外物牵制的表现。而“宠辱不惊”作为对这种状态的超越，最早在汉代以后的文献中逐渐凝练成固定表述，核心是指能摆脱外界“宠（荣耀、恩惠）”与“辱（羞辱、贬抑）”的扰，保持内心的平静与笃定。

唐代房玄龄等编撰的《晋书·王湛传》中，已可见对这种境界的描述；明代洪应明《菜根谭》则以“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名句，将其升华为极具画面感的处世哲学，使其成为中国推崇的修养标杆。

二、典故的层含义

“宠辱不惊”并非对荣辱的麻木，而是看透了“宠辱皆为外物”的本质：

- “宠”是外界赋予的虚名或利益，如官位、赞誉、财富，它来时依附于权力、时机，去时也可能转瞬即逝，若将其视为“自我价值”的全部，便会因失去而痛苦；

- “辱”是外界施加的否定或伤害，如贬谪、诋毁、贫困，它同样受环境左右，若将其等同于“自我否定”，便会因屈辱而沉沦。

真正的“宠辱不惊”，是守住“内在的锚”——知道自己是谁、要做什么，让荣辱成为生旅程中的“风景”而非“终点”，如同航船不因顺逆风改变航向，只专注于抵达目的地。

三、生动故事描述：范仲淹的“三起三落”与一颗“不动心”

北宋景佑三年（1036年）的冬天，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寒风卷着雪籽，打在吏部朝堂的朱红柱子上，发出“簌簌”的声响。殿内，宋仁宗赵祯攥着一份奏折，脸色铁青，御座下跪着的官员，正是刚被罢免吏部员外郎的范仲淹。

“范仲淹，你可知罪？”皇帝的声音带着怒意。

范仲淹叩首，声音平静：“臣不知罪。臣弹劾宰相吕夷简任唯亲，是为朝廷清明；臣劝陛下亲贤臣、远小，是为社稷安稳。若陛下认为直言是罪，臣甘受之。”

此时的范仲淹，已不是十年前那个初仕途的青年。他的生，早已在“宠”与“辱”的涛里，淬出了一颗“不动心”。

（一）初仕途：“宠”来时，他把赏赐分给了更需要的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因母丧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守孝，却被时任南京留守的晏殊看中。晏殊欣赏他在应天书院讲学的风采——明明是落魄书生，讲起“先天下之忧而忧”时，眼里却像有团火。晏殊向朝廷举荐，范仲淹被格任命为秘阁校理，负责整理皇家典籍，相当于直接进皇帝的“才储备库”。

这是典型的“宠”。秘阁校理官阶不高，却能常伴皇帝左右，是多少官员挤想进的地方。地址发布邮箱 ltxsbǎ@ＧＭＡＩＬ．CＯＭ同僚们恭喜他“一步登天”，连晏殊都劝他：“此位尊贵，少言多思，前程无量。”

可范仲淹偏不。他见章献太后（宋仁宗生母）垂帘听政多年，迟迟不肯还政于已成年的皇帝，竟直接上书：“太后侍奉先帝多年，劳苦功高，然陛下已冠，宜还政以全母子之道。” 奏折递上去，满朝哗然——谁都知道章献太后权倾朝野，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晏殊吓得找来范仲淹，怒斥他“狂妄”：“我举荐你，是让你好好做事，不是让你惹祸！” 范仲淹却拱手道：“晏公举荐我，是因我有‘公心’；若我为保官位而藏起公心，才是辜负您。”

果然，章献太后震怒，将范仲淹贬为河中府通判（今山西永济）。从“御前红”到地方小官，这落差足以让常消沉，范仲淹却乐呵呵地收拾行囊。出发前，皇帝念及他的才华，赐了他一匹绸缎、五十两银子，算是“安抚”。范仲淹接过赏赐，转身就分给了应天书院的贫困生——那些和他当年一样，靠喝粥度的学子。

“官阶是朝廷给的，可做事的本心是自己的。”他对送行的学生说，“去河中府，不过换个地方做事，有何不同？”

（二）贬谪路上：“辱”加身，他在泥泞里种出了稻子

在河中府，范仲淹没抱怨过一句。他走遍辖区的村落，见黄河沿岸常闹水灾，便组织百姓修堤坝、挖水渠；见当地学子没书读，便把府衙的一间空房改成学堂，亲自授课。三年后，他因政绩突出被召回汴京，任右司谏——这是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官，比之前的秘阁校理更有实权。

这一次，“宠”来得更猛。宋仁宗亲政后，想革新吏治，常单独召见范仲淹，问他“如何让百姓安乐”。范仲淹知无不言，甚至敢在朝堂上与宰相吕夷简争辩“官员任免制度”，气得吕夷简拍着桌子骂他“迂腐”。

景佑三年，矛盾彻底发。吕夷简罗织罪名，说范仲淹“结党营私，离间君臣”，宋仁宗在压力下将他贬至饶州（今江西鄱阳）。诏书下来那天，汴京的官员没敢去送行——怕被贴上“范仲淹同党”的标签。只有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站出来，说“范仲淹无罪”，结果一同被贬。

从繁华汴京到偏远饶州，一路走了三个月。寒冬腊月，船在长江里颠簸，船夫都抱怨“这鬼地方，去了怕是活不成”。范仲淹却在船上读《易经》，读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时，还笑着对随从说：“你看这江水，遇礁则绕，遇平原则奔，从不会因阻碍停下，我们该学它。”

到了饶州，迎接他的是一间漏雨的旧官舍，还有当地官员的冷眼——他们听说这是“被贬的罪臣”，连宴席都懒得设。范仲淹没在意，自己找了些茅修补屋顶，又带着随从去看鄱阳湖。

“这湖大是大，可沿岸百姓怎么都吃不上饭？”他发现饶州多水患，农田常被淹，百姓只能靠捕鱼为生，一遇旱灾就挨饿。他立刻上书朝廷，请求拨款修水利，又带着百姓在湖边开垦荒地，教他们种耐旱的粟米。

有老吏劝他：“范大，您是被贬来的，少管事为妙，免得又被说‘不安分’。” 范仲淹指着田里忙碌的百姓：“我来这儿，是当通判的，不是来当摆设的。百姓饿肚子，我能坐得住吗？”

一年后，饶州的荒地上长出了金黄的粟米，百姓们提着新米来谢他，他笑着推辞：“是你们自己种的，该谢自己。” 此时的他，早已忘了“被贬”的屈辱，心里只装着“如何让此地变好”。

（三）重返中枢：“宠”再临，他把官印当成“做事的工具”

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边境战火燃起。宋仁宗想起范仲淹的才，急召他回京，任命他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负责防御西夏。从“罪臣”到“边防重臣”，这落差比之前更大，可范仲淹接到诏书时，正在饶州的学堂里教孩子们写字。

“大，您要回汴京了！”随从激动得手都抖了。范仲淹放下毛笔，慢慢叠好教案：“收拾东西吧，明天出发去陕西。” 没见他狂喜，仿佛去陕西和去饶州，只是换个地方办公。

到了西北，他发现军队涣散，士兵连铠甲都穿不齐。他没急着打战，先整顿军纪：把逃兵的盔甲分给勇敢的士兵，把克扣军粮的将领贬为小兵，又亲自到边关巡查，和士兵同吃同住，甚至在雪夜里和哨兵一起站岗。

有次，西夏军队偷袭，士兵们慌了神，范仲淹却站在城楼上， calm 地指挥：“左营守东门，右营抄后路，弓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