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放下笔，轻轻舒了一气，额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发布页Ltxsdz…℃〇M

他看着试卷上的十道题，心中不由得对陛下生出的敬佩：“陛下这十道题，看似各不相，实则环环相扣，皆是关乎大宋国计民生的要害问题。

若不是对朝政有刻的了解，对百姓疾苦有真切的关怀，绝无可能出得出这样的题目。

看来陛下是真心想要选拔能办实事、敢担重任的官员，而非只会阿谀奉承、纸上谈兵之辈。”

他擦了擦汗，再次拿起笔，继续完善自己的答案。

而龙椅上的赵翊，看着阶下专注答题的仕子们，心中思绪万千。

他此次出的这十道题，并非凭空臆想，而是借鉴了宋仁宗天圣八年殿试中的“问道十通”。

赵翊自幼便对宋仁宗极为敬佩，在他看来，大宋诸多帝王中，宋仁宗虽算不上雄才大略，却算得上是一位难得的明君。

宋仁宗在位四十余年，开创了“仁宗盛治”，大宋在他的统治下，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军事上也有诸多建树。

更重要的是，宋仁宗知善任，选拔并重用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文臣武将，这些后来都成为了大宋的栋梁之材。

说起宋仁宗时期的文臣，首推范仲淹。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贤臣，不仅文采斐然，更有一颗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

他主持“庆历新政”，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整顿吏治、加强边防、发展农业，虽因触动保守势力利益而最终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奠定了基础。

他镇守西北时，改革军制，修筑城寨，成功抵御了西夏的侵，让西夏不敢轻易犯边，称“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

还有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与欧阳修。

王安石不仅是文坛领袖，更是着名的政治家、改革家。

他提出的“王安石变法”，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旨在富国强兵，虽然变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弊端，但其初衷与大部分措施都具有进步意义，对大宋的发展产生了远影响。地址发布邮箱 LīxSB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欧阳修则是北宋文坛的领袖物，他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反对浮华文风，提拔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一大批文学才，同时他在为官期间，直言敢谏，整顿吏治，为朝廷选拔了不少贤才，更主持编纂了《新唐书》《新五代史》，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而被后世称为“包青天”的包拯，更是宋仁宗时期的标志物。

包拯为官清廉公正，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敢于直言进谏。

他在开封府任职期间，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公正审理了无数案件，为百姓申冤做主，受百姓戴。

他多次向朝廷进言，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建议，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朝中重臣，只要触犯法律，他都一视同仁，绝不姑息，成为了后世为官者的楷模。

文臣如此，武将亦不逊色。

狄青便是宋仁宗时期最着名的武将之一。

他出身行伍，凭借着过的胆识与战功，从一名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长为大将军。

广西侬智高叛时，宋军屡战屡败，朝野震动，狄青主动请缨，挂帅出征。

他在战场上身先士卒，沉着指挥，最终大败侬智高，平定了叛，收复了失地，稳定了西南边境。

狄青不仅战功赫赫，而且治军严明，关士兵，受将士们的戴，成为了大宋武将中的典范。

王韶的名字，与北宋西北边疆的拓土伟业紧密相连。

这位被仁宗慧眼识中的奇才，并非传统意义上墨守成规的文臣，而是一位胸藏韬略、志在四方的战略家。

早年他遍历西北，知河湟地区对于大宋边防的重要——这片被吐蕃诸部占据的土地，东接秦陇，西通西域，既是抵御西夏的天然屏障，也是打通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

在仁宗“问道十通”的策问中，王韶以《平戎策》三篇对答，条分缕析地阐述了“收复河湟、招抚诸羌、孤立西夏”的战略构想，其远见卓识令仁宗击节赞叹，当即委以重任。

得到朝廷支持后，王韶踏上了拓边之路。

他知边疆事务复杂，并非一味用兵就能奏效，于是采取“招抚为主，征讨为辅”的策略。

面对割据河湟的唃厮啰后裔，他先遣使通好，晓以利害，争取到部分部落的归附；

对于负隅顽抗的势力，则果断出兵，连下熙、河、洮、岷等六州。

在战场上，王韶身先士卒，屡强敌，先后击溃吐蕃主力数万之众，将大宋的疆域向西拓展了二千余里。

这片新收复的土地，不仅为大宋增添了广袤的疆土，更获得了充足的战马产地和兵源，使得西夏被南北夹击，战略空间大大压缩。

王韶的拓边之功，不仅缓解了北宋长期以来的西北边患，更向天下证明了大宋并非只能被动防御，亦有开疆拓土的雄心与实力，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仁宗对他真才实学的认可与重用。

与王韶的运筹帷幄相得益彰的，是种谔这位铁血悍将。

种谔出身将门世家，自幼熟读兵书，弓马娴熟，更兼具非凡的军事察力。

仁宗年间，种谔通过武举仕，凭借过的胆识和实战能力迅速崭露角。

他知西北边防的要害，尤其对西夏的作战特点了如指掌，在仁宗“问道十通”关于边防策略的策问中，他提出的“筑城固守、相机出击”的战术思想，与王韶的战略构想形成互补，得仁宗赏识。

种谔的军事生涯，以勇猛果敢着称。

他在西北边境多次率军抗击西夏侵，每战必身先士卒，鼓舞士气。

最着名的战绩便是率军收复绥州，此战中，种谔先是巧施计谋，招降西夏守将，而后迅速部署兵力，抵御西夏援军的反扑，以少胜多，大败西夏军队，成功将绥州纳大宋版图。

此后，他驻守西北多年，修筑城堡，训练士卒，建立起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使得西夏军队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种谔的崛起，同样离不开仁宗的识之明——正是仁宗打了传统的门第限制，唯才是举，才让这位有勇有谋的将领得以施展抱负，为大宋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西北屏障。

仁宗朝之所以能涌现出王韶、种谔这样的旷世奇才，核心在于其选官制度的科学与公正，而“问道十通”便是这一制度的集中体现。

这十道策问，并非局限于经义章句的死记硬背，而是涵盖了治国理政、边防军务、民生经济、礼乐教化等方方面面，旨在考察应试者的实际才与战略眼光。

仁宗知，太平盛世并非靠空谈得来，唯有选拔出真正懂治国、善理事、能打仗的真才，大宋才能长治久安。

因此，他在阅卷时，从不拘泥于格式套路，而是着重关注应试者的真知灼见，正是这种“重实学、轻虚名”的选拔标准，才让范仲淹，王安石，狄青，王韶、种谔等身怀绝技的才得以脱颖而出，成为支撑大宋江山的栋梁。

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却未能留下一位能完全继承其治国理念的子嗣，晚年传位于侄子宋英宗，此后大宋的国策逐渐偏离了仁宗时期的稳健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