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就好，认识就好。明天我们去省制药厂，如果遇到什么特殊况，或者需要沟通协调的地方，可能还得打电话向你请教，希望到时候瑞凤市长你能多多支持工作啊。”

王瑞凤笑着回应，态度很配合：“登峰市长您太客气了，您牵的工作，我肯定全力支持。再者说了，书记出面，肯定是没问题的。需要我做什么，您随时吩咐。”

臧登峰副市长闻言，脸上的笑容更盛，接着说道：“哎，瑞凤市长，这也不全是支持我的工作，咱们都是支持于书记的工作，都是为了东原市的发展大局嘛。”他这话把层次拔高了，显得格局很大。

两一边低声谈着，一边走向电梯。我跟在他们身后，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对话虽然客气，但关系颇为微妙，带着一种同级官员之间特有的、既合作又保持距离的谨慎。

这时，郑红旗副市长放慢脚步，等到我走近。他的眉微锁，目光沉。走到电梯，他看到臧登峰和王瑞凤先一步进了电梯，便对他们说：“晓阳，你陪两位领导先到楼下，我和朝阳有几句话要说。”

晓阳应了一声，和两位市长一起乘电梯下去了。电梯指示灯的数字开始变化，走廊里暂时只剩下我和郑红旗两。他背着手，看着窗外，沉默了片刻。窗外的夕阳给他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暗金色的光晕。

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目光落在我脸上，叹了气，开说道：“朝阳啊，东洪县这次，是非要争这个省制药厂不可了吗？”他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一种沉重的压力。

我知道真正的谈话开始了，挺直了腰板：“红旗书记，您是了解东洪况的。底子薄，基础弱，财政压力大，群众的子穷啊。省制药厂这样的大项目，对东洪来说，意义重大啊，是扭转局面的关键机遇。东洪太需要这样的企业来拉动一下了。”

郑红旗副市长点了点，表示理解，但话锋随即一转：“你的难处，我知道。但是朝阳，你也要体谅一下市里和其他县的困难。之前，你们县那个发电厂的项目，在谈判用地上，曹河县是讲了大局、做了让步的，这一点，你承认吧？”

我点承认：“书记，曹河县当时的支持，还是多亏了您居中协调啊。”

郑红旗接着说：“现在曹河县的况，比你们东洪更复杂。老国有企业多，历史包袱重，负债率高，转型起来非常困难。可以说，现在的曹河县是背着沉重的包袱在赛跑，反倒不如你们东洪县现在可以轻装上阵。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重大项目的布局上，市里有所侧重。朝阳你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站在全是高度优先考虑能解决最紧迫问题、能发挥最大效益的地方。”他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希望东洪县能主动放弃，或者至少不要那么强势地竞争。

郑红旗书记伸出手，在楼梯间的窗台上无意识地拍了拍，语气变得更加语重心长：“朝阳，我跟你说点实在话。曹河县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刚出来，下滑得非常厉害。几个大国企的亏损面还在扩大，对财政的拖累越来越重。我这个副市长兼着县委书记，压力非常大。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我看没有个三五年，很难真正见到成效。这意味着，在我可能主政曹河县的这段时间里，很可能要一直背着这个包袱。”

他看向我，目光里带着一种近乎请求的意味：“朝阳，我今天不是以曹河县委书记的身份，而是以分管市里副市长身份，跟你商量一下。省制药厂这个项目，如果能够放在曹河县，凭借其带来的税收、就业和产业拉动效应，很可能成为稳住曹河县国有企业基本盘、推动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支点。这关系到曹河县十七万产业工和家属的饭碗。”

郑红旗所说的，大部分是事实。随着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那种依靠行政命令和国有企业包打天下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市里提出的“三化三基”建设方案，主力军正在逐渐向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转移。曹河县国有企业多、负担重，在转型期确实步履维艰。虽然之前在市里的协调下，曹河酒厂与平安县的高粱红酒厂搞了联营合作，但这种“共建”模式，平安县占据主导地位，曹河县能分享到的利益有限，而且见效慢，远水解不了近渴。曹河县确实急需一个大型优质项目来注活力。

但是，东洪县难道就不需要吗？我们也是一穷二白，起步更晚。我沉默了几秒钟，内心经历着激烈的挣扎。从私感上说，郑红旗是我的老领导，对我有知遇之恩；孙友福也曾是并肩作战的同事。但从东洪县一百万百姓的福祉出发，我没有退路。

我抬起，语气充满了为难，但态度却很坚决：“红旗书记，您说的这些困难，我都理解，心里也很不好受。可是……可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东洪县的况，您也清楚，我们也是勒紧裤腰带在求发展。这个机会，对东洪县来说，同样是千载难逢，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在这件事上，我……我真的很难……”我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

郑红旗书记看着我，他显然明白，在这个涉及县域发展根本利益的问题上，私感和简单的换条件都难以让我让步。他眼底闪过一丝失望，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他轻轻叹了气，说道：“好吧。我明白了。既然这样，那……就公平竞争吧。”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无奈的释然。

这时，另一部电梯到了。郑红旗书记没再说什么，只是抬手拍了拍我的胳膊，然后转身，迈着略显沉重的步子走进了电梯。他的背影在那一刻，似乎没有了往的挺直，带着一丝难以言说的疲惫。

电梯门徐徐关上。我和郑红旗书记隔着缓缓合拢的门缝对视了一眼，他的目光复杂，然后便彻底被电梯门隔开。电梯指示灯开始下行，我站在原地，心里像压了块石。我知道，经过这次谈话，我和这位老领导之间，因为这场不可避免的竞争，已经产生了一道细微的裂痕。这种滋味并不好受。

晚上的饭局气氛倒是很轻松。王瑞凤市长卸下了工作时的严肃，和晓阳有说有笑，聊了很多生活上的趣事，偶尔也问及东洪县一些民生方面的细节，显得很关心。她并没有再提省制药厂的事，仿佛那件足以改变一个县格局的大事，不过是随手为之的小曲。这种举重若轻的气度，更让我心生敬佩。

回到家，我还是把下午在电梯和郑红旗副市长的谈话内容，大致跟晓阳说了。心里憋着事，总觉得不吐不快。

晓阳靠在我身边，安静地听完，然后侧过身，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担忧和一丝同，她问得很直接：“朝阳，你这次……是不是真的为了这个制药厂的项目，打算跟红旗书记，还有友福书记，把这关系彻底搞僵了？毕竟都是这么多年的老了。”

晓阳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也直指我内心的矛盾。我靠在床，沉默了良久，房间里只听得见窗外的虫鸣。我在心里仔细地审视自己的动机。是什么让我下定决心，即使可能得罪两位重要的老领导、老朋友，也要全力去争这个项目？真的仅仅是为了个所谓的“政绩”吗？

我不能完全否认没有这方面的因素。作为一县之长，做出成绩是职责所在，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内心处，我知道，更多的还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我想了想，认真地回答晓阳，更像是在梳理自己的心绪：“晓阳，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为自己考虑的因素。但是，更多的，还是觉得肩上这担子太重。你在城关镇当过一把手，你应该能体会到，主政一方，要对一方百姓负责是什么感觉。东洪县一百万，等着吃饭，等着发展，等着过上好子。现在有这么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