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教育发展，有两个最为显著的成就——

第一，国家教育重心，由战前的高等教育，逐步向初等教育转变，主要是义务教育和扫盲工作的普及。地址发布邮箱 ltxsbǎ@ＧＭＡＩＬ．CＯＭ

国府明令规定：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

当然，不喜欢国党的朋友，也可以国民政府是在甩锅。

因为初级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主要经费由地方自筹，中央政府每年只拨发一定数额的补助款。

不过在1940年以后，由于地方财政困难，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又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

纳预算，并严禁地方政府擅自挪用。

这一举措，极大的提高了初等教育普及率，中央政府也相应的增加了初等教育经费。

第二，中高等教育，由战前的英教育，逐步向平民教育转变，一定程度打了知识垄断。

以前能读大学的，除了师范专业以外，基本上都属于有钱家子弟，至少也得出身于小康家庭，寒门大学生少之又少。

但在抗战期间，由于大量学生随学校内迁，很多都失去了生活来源。

别说让他们学费，就连解决温饱都够呛。

于是国府采取“贷金”

制度，说白了就是给学生发放助学贷款，这些贷款其实是不用偿还的。

到后来，“公费生”

取代了“贷金”

制度，公立高中等学校直接由政府负责养学生。

贷金制和公费制，让无数贫寒子弟能够免费读中学、读大学，这种况在战前是不可能出现的。

后来60年代到70年代的社会中坚力量，不管是新中国还是台湾，大部分都受惠于战时教育的贷金制和公费制。

虽然学生们普遍吃的是垃圾伙食，但至少能勉强吃饱饭，至少能读书不是？这方面真不能苛求太多，毕竟国家财政困难，光是每年养学生的钱就够养几个锐师了。发布页LtXsfB点￠○㎡

整个全面抗战期间，教育经费仅次于战争经费，甚至远远高于发展农业和工业的预算。

所以陈立夫后来才有底气说：“我自问七年教育部长，对得起国。”

可以想象当年的景，从国府高层到社会底层，中国在咬牙坚持抗战的同时，拼尽了全力发展教育事业。

就好像一个穷苦家，在外面受欺负，家里也饿着肚子，却勒紧裤腰带供孩子们读书——似乎这样就能看到一丝对未来的期望。

这种教育工作不仅是在大后方进行，国府还在本占领的沦陷区，建立了102个教育指导区，涵盖18省6市。

派遣大批教育部奔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中小学教师，消灭抵抗本的化教育，并积极引导沦陷区的中学毕业生到大后方来上大学。

当然，战时教育从整体来说成果显著，但对具体师生而言就是各种弊病。

工资太低、吃得太差、条件太苦……老师和学生们有太多可以抱怨的地方。

特别是在大学里面，国府大肆推行党化教育，并强迫学校领导集体党。

这让追求学术自由的先生们如何能忍受？

就拿西南联大来说吧，从院校领导到系主任，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会主动发给你国党的党员证。

有些对此无所谓，有些则坚决反对，比如闻一多。

南开校长张伯苓的态度是能躲就躲，听说有要来发党员证了，他立马跑路。

被堵在家里劝说党，张伯苓就各种打哈哈敷衍，甚至孔祥熙等来做说客也没用。

但张伯苓终究还是党了。

半个月前，国党秘书长吴铁城亲自拜访，临走时把一张党员证放在桌上。

张伯苓本想退回，但打开证件一看，发现党介绍一栏写着“常凯申”

，他只能苦笑着收下。

……

陶行知离开没几天，张伯苓也来到了周公馆。

张伯苓不是来找周赫煊筹款的，虽然南开中学和南开小学属于私立，并不能得到中央财政的“贷金”

扶持，但张伯苓根本就不缺钱用。

他是弄钱的高手，以前张学良主掌华北时抢着给他捐款，现在常凯申同样主动给他捐款。

在各方机构都资金缺乏的时候，张伯苓甚至有钱接管其他学校，比如三年前就把自贡的蜀光中学并南开系统。

周赫煊抱拳道：“什么风把伯苓先生吹来了？”

张伯苓开玩笑说：“我是来给学生做家访的。”

小维烈去年就已经升南开中学，并念完了高一，下学期就要念高二。

做家访什么的，当然是说笑，现在暑假都快放完了。

周赫煊道：“犬子顽劣，麻烦张校长了。”

张伯苓哈哈大笑：“如果都能如贵公子那般，我倒希望能多出现几个顽劣学生。

虽然我不经常到学校，但每次去视察的时候，都听老师们说南开中学出了个天才。”

“他的文科还是不行啊。”

周赫煊连连摇。

张伯苓也收起笑容：“确实。

我亲自审阅了维烈上学期的试卷，他的国文水平都不够初中毕业，是该好好下些苦功夫了。”

周赫煊说：“我不会允许他再跳级。”

聊了几句孩子的话题，张伯苓终于说到正事。

他抱拳正色道：“明诚，西南联大已经收到你派送去的物资，梅校长写信托我来当面致谢。”

“一点心意而已。”

周赫煊说。

“不管如何，明诚此举都是帮西南联大解决了实际困难。”

张伯苓道。

两好久不见，各自聊起近况，又谈了一番时局，以及教育界、学术界的各种趣事。

突然，张伯苓问：“明诚可认识张正权？”

张正权就是张大千，周赫煊道：“曾在天津见过一面。

怎么了？”

张伯苓有些气愤道：“我刚从成都回来，听四川省立博物馆的冯汉骥馆长说起一件事。

冯馆长前几天收到一封举报信，状告张正权肆意毁坏涂抹敦煌壁画，已造成无法挽回之巨大损失。”

这是张大千一生难以抹去的污点，周赫煊在穿越前略有所知，但并不了解具体的况。

“此事属实吗？”

周赫煊问。

张伯苓说：“暂时还不知真伪，但写信告发者亦非无名小卒，恐怕不会轻易的信开河。

张正权此跟国府要员往甚密，更与于右任先生是至好友。

在没有取得足够证据的况下，无敢动他，甚至都不好直接登报谴责。”

周赫煊问：“谁写信告发的？”

张伯苓说：“卫聚贤。”

“那应该是真的。”

周赫煊说。

卫聚贤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第二届学生，师从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