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养隶自然是能获得惊的利润，但是国之重臣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会做，不允许则一点都不会在乎隶会产生什么利益，他们最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爵位和官职。

汉帝国是允许私拥有隶，但并不是没有什么限制，是什么样的爵位才能拥有多少隶是一个铁律。

爵位能获得土地、房舍、隶，又有着很细分的差别。例如公士就是一百亩土地、一间房舍和一名隶，可以允许公士的土地得到增加，房舍的规格却是固定，隶的上限也仅是一个。

在汉帝国想要获得更多的隶，想要住的房舍更大更辉煌一些，唯一的途径就是升级爵位。除此之外一旦增加名额之外的隶和超过规格的房舍，便是属于触犯汉律。

除非是隐藏隶，也就是触犯汉律的前提下，要不然该拥有多少隶就是多少，侧面说明了一件事，汉帝国的现有制度约束下，除了天子可以拥有无限多的隶之外，谁的隶上限都有天花板，蓄养隶的环境并不好。

所以桑虞说得很实在，他们这些侯爵是除了天子之外能养最多隶的群体，可哪怕是县侯，上限也只有两千个隶。

两千个隶的名额看似很多，但这是不明况的才会产生的错觉。

简单的说几件事，东汉时期的豪强，哪怕是穷乡村的豪强，他们蓄养的仆数量也不会低于百。要是富裕一些的豪强，蓄养的仆数量超过千也是普通寻常。以当时的顶尖门阀而论，蓄养的仆数量没超过十万，谁好意思说自己是顶尖门阀？

熟知三国的最为羡慕的一个应该是刘备，娶个小妾（糜氏）罢了，小妾却是带着数量可观的财帛，更有两千名私军级别的家丁，完全就不是少奋斗十年那么简单，是打下了无比厚实的地基，才有了后面崛起的资本。

要重视的不是财帛，是那两千名家丁。两千个训练有素的士兵，背后该有多少为之生产和服务，那么糜氏一族又养了多少仆？而糜氏在当时仅是四大商贾之一。

四大商贾另外一个甄氏，四世三公的袁氏千方百计取娶了甄宓（既洛神赋的那位甄姬）。为什么那么炸天的袁氏竟然会图谋一个商贾之家？答案在于吞并了甄氏之后，袁氏数十万大军有了十年的粮秣，可征兵源一下子多了十数万。

现如今的汉帝国开国时间尚短，东汉那些富得流油的家族是好几代的经营，看似没有什么可比，但就是有着明显的对比，答案在于东汉没有限制仆上限数量，现在的汉帝国有。

汉帝国很难出现以蓄养隶为主业的行当，那么阉割隶所能带来的利益损害就不是那么的单纯。

“在册私隶为三百余万，这才是难点。”吕议必须先压住冉闵的怒火，要不让冉闵继续胡搅蛮缠，什么话都说不清楚：“若是仅掌握在少数的手中，不坏约法的前提下，威利诱行之有效。”

“是啊。”纪昌为吕议站台，说道：“大汉现如今有一百余万有爵位者，他们乃是国之栋梁，美阳侯可认同？”

冉闵抿了抿嘴，他就是再怎么丧心病狂也不敢否认这一点。

不说全部的有爵者都是在战场上砍下一颗敌军的脑袋才获爵，但超过九成九的有爵者都是拿命到战场搏才挣来了一级爵位。他们敢上战场，不管是因为什么而上了战场，用实际的行动捍卫国家，为民族流过血，谁敢否认他们是栋梁的事实？

便是一些不是拿命去拼来爵位的有爵者，他们是在其它方面做了贡献，例如改良了一些工具，研制出了新的工具，或是治理地方有功。这一些难道就不能算作功劳，就不是国之栋梁了？

“美阳侯，难道要让国之栋梁变成敌视国家的？”纪昌见冉闵气势弱了下去，自己的气势则提升了上去，继续说：“便是无视非议，难道美阳侯想见到律法形同虚设？”

刘彦是开国之君，正值壮年又身强体壮，离驾崩还早得很。

初代君主立下的律法，按照诸夏的说法就会成为祖宗家法。

一般想要坏一条祖宗家法，差不多就是等同于否认皇室的统治正确，如果是由臣子来提要改变，就是再昏庸的皇帝也会阻止。

只有那么一类在特定的况下才能尝试改变祖宗家法。需要是真的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然后是在位的皇帝有威望又支持变法者。

诸夏那么长久的时间里面，上古先秦时期因为是大争之世，想要图强就要跟得上时代乃至于是远超同时代列国，变法是被视为良药善举。

到了西汉之后，别说是变法了，就是谁想点什么次等激烈一些的事，有的是一帮保守派站出来反对，甚至不惜为了反对大动戈。

诸夏的王朝越是往后，想要变法的难度就会递增，哪怕是遇到了皇帝支持变法，再也找不到一次变法成功的案例。

刘彦是开国之君，制定的律法别推翻不行，可是由他进行改进是一点问题都不会有，哪怕是真的会有什么问题，举国上下也就是在脑子里面想一想，就是再耿直忠诚的臣工也不会直接反对。

要是想让刘彦去进行律法上的修改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那一条律法真的不合适，可以是会给当代来带动，也能是为子孙后代埋下隐患。他哪怕是真的觉得需要改，除非是乾坤独断，要不然实际上还是缺不了沟通，取得至少一半的赞同。

律法制定无小事，只要不是非改不可，一条律法既然已经制定并颁行，那就真的不要去改了。这个事关国家信誉！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冉闵不是不耐烦，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讲道理的，就是被绕的有些脑仁疼：“说来说去，还是推三宕四咯？”

刘彦却是知道他们说了那么多，不是说给冉闵听，是说给自己听。

治理国家当然是不能当作儿戏，无论想要点什么都要事先将利弊想清楚，便是做了一些什么有害的事，一旦事关维护国家信誉，就是制定并颁布了有害的律法，那也要咬着牙执行下去，直至朝堂和民间一致认为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再来顺应呼声去改变。

那个并不是简单的死要面子，是用可以接受的代价来维护国家的信誉，也是保证统治不遭受更层次的动摇。比起统治的稳固和国家信誉，除非是要亡国，要不就真没什么不能承受的代价。

听着似乎荒谬，但只要想到国家失去信誉和统治也不再稳固，国家将会陷动乃至于发生内战，肯定能分清楚哪个的代价更严重。

在后世，都说诸夏的民好统治，怎么能够忍受那么多。

一些动不动就无法忍受一些什么事的歪果仁，明明小子过得比地球上大多数要舒坦，听信了第一强国的一些说词，被灯塔晃瞎了眼睛，推翻了自己看不爽的统治阶层，然后小子活得比太平国家的犬都不如。

诸夏在面对歪果仁的提问，基本上很难去多说什么，脑子里的答案则是：玛德智障，大天朝的独有环境可是尔等蛮夷能理解！

数千年的历史告诉诸夏子孙，但凡动必有战，宁做太平犬不做离。

瞧一瞧那位“老大哥”的下场，再看看听了一些忽悠自己瞎搞的那些中东国家，全特么脑子坏了。

说诸夏好统治也是一点没错，只要顶有瓦片遮挡，肚子有东西填饱，对统治阶层就会存在顺从心理。但是真要活不下去，史书上记载的无数起义就是证明。

一个中央强权的国家，统治阶层担负的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