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地彝民缴出枪弹、白银、牛羊、烟土等。战败的肥沃土地也随之被兼并，其家支统统要到县城“换班坐质”。

所谓“换班坐质”，就是被征服的彝族各家支到县城坐牢，坐牢的“质彝”可以以父代子，以兄代弟，以叔代侄，叫做“换班”。凡敲诈勒索未遂，苛捐杂税未完，或稍有反抗，即向“坐质”的施加种种惨无道的酷刑。“坐质”的牢狱暗无天，疾病流行，就是健壮也不久即死，死后家必须接替。这个制度给彝族同胞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据记载，“换班坐质”制度始于清代咸丰、光绪年间，国民党仍然沿袭了这一套反动统治办法。

1933年，刘文辉在四川军阀混战中由成都败退雅安，为了控制彝族民，不得不利用地主恶霸势力，乃委任邓秀廷为国民党二十四军二十旅旅长，以后又委任为靖边司令。令其负责筹运军粮，由宁属至雅安、康定地区，供应刘文辉军食。所谓筹，就是向彝民进行榨取；所谓运，即实行派夫制度。运粮不但不给任何报酬，还要自带粮，高山谷，道路崎岖，全靠背负，苦不堪言。派夫制度是强加在彝族同胞上的又一沉重负担。

从历代反动统治到国民党时期的邓秀廷，他们对彝区地罪恶统治，所推行的反动民族政策，给彝族同胞带来了重的灾难，大大加了彝汉民族间的对立和仇恨，往往形成民族间的相互仇杀和报复，限制了彝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流。同时，造成了彝族内部的四分五裂。彝族地区不但与外界隔绝，而且由于冤家关系的复杂，在本民族内部，们的活动范围也极为狭小，严重地阻碍了民族内部的经济文化流。这也就造成彝族地区地长期贫困和落后，使整个彝族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广大彝族民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

彝族民对于历代反动统治的民族压迫，进行过长期的反抗斗争。彝族各个家支都拥有自卫的武装，有相当数量地土枪和快枪。

据国民党二十四军宁属垦务局调查，仅沽基家就有枪一千三四百支，罗洪家有枪一千一二百支。彝民的枪法也很准。在反抗外来地武装进攻中，他们利用复杂的地形，重创来犯。彝谚曰：“你有千军万马，我有高山老林；你有大枪大炮，我有大山大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