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认为“吾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有庆万民赖，是岁虽蝗不为伤。“

他相信唐太宗吞蝗后，蝗灾就消灭了。

当然，白居易的观点，并不能代表所有，也有部分官员不相信天感应，主张蝗来即要捕蝗灭蝗，不能使其猖獗。

如唐玄宗开元四年山东大蝗，官民只知道祭拜，坐视蝗虫食苗，不敢捕杀。玄宗则自责修德不够，致遭天谴。他询问臣下们的意见，宰相姚崇力主利用蝗虫的趋光习，于“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

他派遣御史，分道杀蝗。

汴州刺史倪若水却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拒绝御史执行任务，姚崇大怒，牒报若水，如若听任蝗虫食苗，导致百姓饥饿，要对后果负责。若水这才被动投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

唐朝，有相信天感应一说，有则支持灭蝗。

许泽轩作为后世，自然更倾向于后者。

然而灭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某些媒体的报道，前几年俄罗斯发生蝗灾时，都要像中国求助。

21世纪的大国，尚且无法有效的消灭大规模的蝗虫。

许泽轩只是一个普通，能做的更是有限。

他没有能力生产农药，更无法推广农药，像后世那样，通过直升飞机洒农药。

所能做的，只是提前把蝗灾的事上奏朝廷，并把明朝名臣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归纳历代的除蝗方法，通过奏折的方式，奏于李二陛下。

徐光启提到的方法共有两种，治标和治本。

治标包括北宋淳熙年间敕令，命官民及时上报蝗虫报，违者受杖责处分；对因穿掘、扑打捕蝗损伤苗稼的，给予免税和赔偿；实行以蝗易粟，鼓励民众捕捉蝗虫；提倡食蝗等。

治本方面包括：在低洼积水和有水生长的地方，发动农民割，晒后既可作燃料，又清除了蝗虫产卵的场所；

春夏间发动捕捉蝗卵，捕卵一石，可减少蝗虫百石；卵一石，等于减蝗千石。

对捕卵后残存的初生蝻子，预掘长沟，每隔一定距离掘沟一条，发动农民敲锣，驱赶，蝗蝻受惊，跳沟内，即以泥土填掩埋。对漏网的成虫飞蝗，用绳兜兜取，布袋盛贮，拿去换粟。

最后，在蝗灾过后，还要检查冬月有蝗虫产卵处。再得除子，冬闲除子一石，可敌治虫千石。

又鉴于蝗虫不食芋、桑、菱芡、豌豆、绿豆、大麻、芝麻等，可以多种这类作物，有利于减轻蝗灾危害。

以上的方法可以说已经相当周详，然而李二看到奏折之后，具体会做出什么样的表现，是会予以采纳，还是会将之丢在一旁。

这些，许泽轩都不清楚。

所以他还做了第二手准备——养鸭。

历史上自南京浦至徐州一带，处于洪泽湖和微山湖蝗虫滋生地带，蝗灾频繁，形成了以蝗蝻饲鸭的传统，有专业的鸭户领导放鸭，犹如蒙古原的放牧牛羊一样。

据调查，一只大鸭一天中能吃掉蝗蝻两斤，则一千只鸭每天的食蝗量达两千斤之多，当地的蝗虫虽然年年滋生，也就难以成灾了。

许泽轩了解过这个典故，知道鸭喜欢吃蝗虫，这才生出了养鸭的想法。

只要家中开一个鸭类养殖场，一年就能吞食掉不少蝗虫。

当然，养鸭是需要成本的，需要投的。

他最初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做好事，可如果能够在做好事的过程中，为自己增加一笔收，这无疑更加完美。

这年，虽然也有很多吃鸭，但鸭的真正吃法，还没有被彻底开发出来。

咸水鸭、烤鸭、板鸭，这些在后世十分流行的吃法，在初唐时期，还没有能够得到普及。

所以，他在忽悠程咬金等跟自己一起养鸭的同时，也并没有闲着，同时还在不断地尝试，把后世那些流行的吃法，带到这个年代来，让自己家养殖场养的鸭，更有销路。

“关中的府兵，都是富农，柴绍等高级将领，也都是不缺钱的主。如果我能让这些府兵，和军中将士，都上吃鸭，以后我家养殖场，肯定能开的越来越大，得益于此，我灭蝗的公益事业，也才能跟着越做越大！

以前在长安城没机会，眼下大帅犒赏三军，恰好是一个推广的好时机。不如就趁着这个机会，在军中推广一番，提给我家养殖场打开销路。同时也为我家那即将开张的酒楼，做一番宣传。”

许泽轩的思维十分跳跃，从百姓想到了蝗虫，从蝗虫想到了灭蝗，又从灭蝗想到了养鸭，最后又从养鸭想到了销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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