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过后，丽走上去，向他祝贺，祝贺他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并且问他，为什么以前没有听他谈起过。

“喔，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值得去麻烦你。这只是在你外出向那些狂热的宗教信徒请教期间，随便做出的一些小事。”庄慕林回答后就走开了。

她想，如果当初庄慕林愿意接受她的论文，做她的导师，她也许会继续做他的博士学生。庄慕林从来就没有全心全意地接受过她。他们在学院里的关系从来就没有相互协调与融洽。

丽嘆了一气，她不清楚坎是不是知道有关庄慕林的新论文。可是作为会议的两主席之一，德·黑尔正与他的苏联合作者，高坐在讲台上，面对一排排层层升起的马蹄形排列的座位，各国代表各自坐在不同的座位上。最近几周来，几乎找不到与他见面的机会。

当然了，庄慕林不愿意与丽讨论自己的新发现。丽知道，他们这两个男最近都忙得不可开，没有任何空闲。

可是为什么在与庄慕林的谈话中，即使争论得那么走极端，丽也总是那么宽容忍让?她明显地感到，部分原因在于，她的博士学位要获得认可，以及她科学生涯未来的发展机会，都牢牢地掌握在庄慕林的手中。

第二天上午，一个苏联代表获得发言机会。

丽以前并不认识他。在她手边计算机内的简历介绍，“斯蒂梵·阿列科塞维奇·儒达，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和平研究所所长，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真傢伙上来了，真刀真枪拿出来了，这回可要动真格的了。”丽听见凯茨对国务院的尔默·霍尼考特说。

儒达身材矮小、衣冠楚楚、净利落，穿了一身剪裁緻无可挑剔的西方时尚商界套装，看样子或许是义大利的手艺。英语流畅，几乎不带任何偏离规范的地方音和外国腔调。他出生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年纪轻轻地就被任命为这样一个重要部门的，被视为苏联领导层“新一代”中的先进典范，建立该机构，就是为了专门研究在不动用核武器的战略条件下，隐含的长期战略影响。

“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讲，”儒达开始发言，“大消息是从遥远的层空间发送过来的。大多数的信息已经由苏联和美国收集到。其它的国家也获得一些关键的片断。所有的这些国家都派出代表参加本次会议。任何一个国家——以苏联为例——都可以等待，一直到大消息本身重复数次，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按照这种方式，把缺失的片断补充完整。然而这样，可能要花费几年的时间，也许几十年，可是我们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心。所以我们大家在此共享数据。

“任何一个国家——以苏联为例——都有可能把一架带有高度灵敏接收装置的大型电天文望远镜，安装到环绕地球的轨道上，依照大消息的频率在那里接收信号。当然，美国也能做到。也许，本的、法国的，或者欧洲的宇航局或太空局也能做到。那么，任何一个国家自己，就可以获得所有的数据，因为在太空里，电天文望远镜就可以全天二十四小时指向织星。然而这样做，就有可能被误认为是一种敌对的举动。这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凭着当今的技术手段，美国或者苏联都有能力将这样一颗卫星击落下来。所以，出于这样的理由，也有必要大家共享所有的数据。

“相互合作是比较优越的方式。我们的科学家希望，不仅仅是换他们获得的数据，而且还希望共同流他们的探索，换他们的猜想，换他们的……梦想。所有在座的科学家，在这方面都具有共同或相近的想法。我不是科学家。我所从事的行业是管理。所以我知道，国家之间也是相互类似的。每一个国家都是小心谨慎的。每一个国家也是充满了怀疑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防止被对手超过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甘愿放弃对潜在对手的优势。因此，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也许更多，但是至少是两种——第一种意见，大家共享所有的数据;第二种，每一个国家总希望获得超过其它国家的优势。有这样说，‘可以肯定，谁都在寻求某种优势’。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是这样。

“可是在这场辩论里，科学家获胜了。所以，就有这样的结果，尽管大多数的数据是美国和苏联获得的，可是全部拿出来相互换。不过有必要指出，这两个国家提供的只是大部分，并不是全部的数据。从世界其它国家所获得的绝大多数数据已经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换。我们很高兴，对此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丽悄悄地对凯茨说：“这听起来并不像是针对我们挥舞真刀真枪。”

“别说话，听着。”凯茨回答。

“可是还有另外一类的危险。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协作联盟提出，请各位有识之士考虑。”儒达的气和声调，使丽想起了那天午饭时候，唯慨说话的气。一个个苏联的脑袋瓜子里究竟琢磨什么?

“我曾经听卢那恰尔斯基院士说，阿洛维博士，还有其他一些都同意，我们所接收到的大消息，是一份有关建造一台复杂机器的指导书。假定是这样的话，那么每个都能预期到，大消息就快要收尾了，大消息循环就要重新开始，我们接收到了这份指导书，或者——用一个英语的习惯说法，就叫‘primer’，门读本，是吧?——根据门读本，我们就可以读懂大消息。还要假定，我们继续充分全面的合作，还是我们这些。我们换了所有的数据，换了所有的奇思妙想，换了所有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