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细的、困扰他许久的疑问：“这八个里面，有一个售票员叫张红菊。根据我们的调查，她原本那天不该上那班车的，是因为她的同事胡春霞临时肚子痛，她才帮忙顶的班。我就想知道，‘故事里’的那名法医，是如何准预判到这一切的？他的计划难道不会因为这种突发况而失败吗？如果当时上车的不是张红菊，而是胡春霞，他会不会……一并杀掉？”

这个问题触及了计划的风险和执行者的道德底线。

听着叶默的问话，秦思明微微摇了摇，语气变得有些沉：“冤有，债有主。如果杀了无辜的，那法医不就和朱青扎布，还有那两名劫匪一样，成了滥杀无辜的恶魔了吗？这违背了他复仇的‘原则’。” 他停顿了一下，反问道：“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一切本身就在计算之内呢？或者说，即便胡春霞不主动提出换班，‘故事里的法医’也有办法让张红菊‘必须’在那天出现在那辆车上？”

他进一步解释道：“你都说了，这八个，包括司机和售票员，他们都有‘不得不’去江红镇的‘绝对理由’，那就是剩下的四万块巨款！98年的五万块是什么概念？那是一笔能改变普通命运的巨款！足以让冒着大雨、顶着狂风，甚至忽略一切小病小痛也必须去拿到手。在这种巨大的诱惑面前，同事间临时换个小班，岂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甚至，如果胡春霞不换，张红菊也可能主动要求换，就为了能准时去兑奖。所谓的‘肚子痛’，或许只是一个恰好发生的、被利用了的契机，但即使没有这个契机，也必然会有其他的契机确保张红菊上车。计划的容错率，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高。”

听到这里，叶默终于明白了一切。

这个计划的冷酷、密和对的利用，确实超乎寻常。

一切都和他推理的几乎一样，但执行过程中的这种冷静算计和细节把控，又让他感到一丝不寒而栗的“不真实感”。

于是，叶默最后确认道：“这八个，他们彼此之间，都知道对方也中了奖的事吗？”

“他们当然不知道。”秦思明肯定地回答：“就连当年大车上发生抢劫强那种惊天动地的事，他们事后都默契地选择了沉默，没有往外说过，怎么可能将自己中了五万块巨奖这种天大的好事说出去？他们都把车上的其他当成了普通的同行乘客，根本就没想过，另外的七个，竟然和自己一样，都是怀揣着兑奖梦想、走向死亡陷阱的‘幸运儿’。”

这话语里带着一种巨大的讽刺。

闻言，叶默总结道：“意思是，王新龙分别让这八个，在不同的时间里，在不同的地点，‘中了’价值五万块的彩票，并且提前兑换了一万块现金给他们尝甜，并表示剩下的四万块，必须当天到江红镇的另一个指定彩票店才能兑换，否则作废，是吧？”

“没错。”秦思明点了点，“而且当天前往江红镇彩票店的班车，只有那一班末班车，他们必须乘坐那辆车。并且，彩票兑换的截止期，也巧妙地设定在了那一天。所以，他们每个都有‘不得不去’的绝对理由。正好，33路公车的司机也是其中一，他可以‘顺路’过去，还不会耽误他的‘工作’，一切看起来都那么‘自然’。”

闻言，叶默微微眯起了眼睛，问出了最后一个技术难题，也是确保计划绝对准的关键：“他们是如何保证，最终乘坐那辆公车的，刚刚好就是大车上那八个？万一还有其他的普通乘客也在始发站或者中途上车怎么办？万一不是八个，是九个，或者十个，甚至二十个？你们的计划岂不会波及无辜？”

秦思明似乎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他平静地解释道：“那辆夜班车，路线偏僻，在初始站很少有乘客上车，大部分乘客都是在沿途的各个小站慢慢上的。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车上只有‘目标八’。如果有除了那八个以外的‘无关乘客’上车，那么他们会在中途被以各种借‘请’下车。确保公车最终‘失踪’的，只能是那八个目标。”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最后变得冰冷而决绝，带着一种宣判式的吻：“他们当时但凡有一伸出援手，法医的朋友和她肚子里无辜的孩子就不会惨死！就算他们没有能力正面反抗歹徒，事后只要有一点，一起要求司机把受伤的孩送去医院，也绝对不会酿成如此惨剧！他们的冷漠，就是杀的刀！这些，在他们的冷漠选择那一刻，就已经不配当活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