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彼身，而且还因为抗倭大局，没能做成。

朱翊钧又不是小孩子了，这世间哪能那么简单，把分为好坏，就可以把做出区分？

正如冯保还在的时候，说的那样，是靠不住的，尤其是四十不惑之后，对这话就理解更加清晰了，因为是极其善变的。

徐阶给这十万银的原因也简单，正因为没有王一鹗的配合才没办成，只能让胡宗宪庾死，所以，才要重金笼络王一鹗。

当然这也是试探，王一鹗要是拿了，就只能死心塌地，和徐阶共进退同荣辱了。

王一鹗不拿这银子，师生谊，基本上也就断了。

朱翊钧心极好，晃晃悠悠的回到了通和宫御书房，笑着对李佑恭说道：“王卿是想进步的，想进步就好啊。”

“王一鹗拜徐阶这个座师，真的是倒了八辈子血霉，被摁在顺天府丞的位置上十年，动弹不得，现在再遭横祸。”

想进步是好事，不想进步，无欲无求，才最是难以捉摸。

朱翊钧心好，是因为又多了一个可用之，朝廷里能用的，真的不多，多一个举重冠军，朱翊钧就能轻松很多很多。

“申阁老严肃校风校纪，整顿学风之事，进行的怎么样了？”朱翊钧问起了申时行在大学堂搞的忠诚度筛查之事。

李佑恭翻找了一本奏疏，放在了陛下面前，由衷的说道：“申阁老是个有才能的，这种穿针引线的细致活儿，臣反正是万万没想到的。”

朱翊钧看完了申时行的奏疏，正如李佑恭所言，申时行确实很有才能。

申时行这本奏疏，核心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所有大学堂毕业生的毕业考卷，要效仿科举制，进行糊名、誊抄、封闭阅卷的方式进行批阅，理由非常简单，防止庸才打着大学堂的名义，败坏学校的名声。

十八座大学堂设立在大明各地，而非在朝廷眼皮子底下，有些事儿就看不太住了。

地方势要豪右、乡贤缙绅、富商巨贾们的孩子校混个履历，再简单不过了，要从制度上，防范大学堂毕业学子名不副实。

大明的政治基本框架是条条块块，地方私相授受，非常正常，地方本来就是一块一块的，但不能弄一堆蠢货恶心，善恶好坏不说，最起码不能无能。

那么非常成熟的科举制，就值得借鉴了，这一套组合拳打下去，至少能把大学堂滥竽充数之徒，刷下去一大半，无法从大学堂毕业，如此才能让丁亥学制，培养出能用的才。

执行也简单，把各地乡试时候的章程，照搬一套过去，就完全满足需要了。

丁亥学制，制度正在变得更加完善。

朱翊钧朱批了这本奏疏，让申时行放心大胆的，出了事儿，他这个皇帝兜着，这事儿损害了一些的利益，尤其是势要豪右们想让孩子光明正大的成为上。

申时行被攻讦，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但皇帝不加处置，就没能审判他申时行。

万历维新的大臣们，肯做事，能做事，和皇帝有直接因果关系。

因为皇帝肯为大臣们遮风挡雨，愿意承担本就应该属于皇帝的责任，而不是大臣们为皇帝陛下遮风挡雨，扛起他们根本扛不起来的责任，负重前行。

按照千年以来，君君臣臣的基本逻辑，皇帝无错，都是大臣的错，惹出了子，皇帝把大臣推出砍了顶罪，但陛下不同，陛下至今就从来不做这些没品的事儿。

连王崇古这个佞臣，只要对大明有用，陛下都会竭尽全力的保护。

文成公这金字招牌立在这里，大臣们自然愿意贡献自己的才智，让万历维新更加扎实，走的更远。

因为休沐，朱翊钧要上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正月十五，他在北大营和军兵们欢度了上元节，正月十六，新春伊始，老天爷普降甘霖，淅淅淋淋的雨夹雪，下了足足一天才停，一扫京师上空的霾灾。

一年之计在于春，大明皇帝再次开始忙碌了起来。

“先生忙什么呢？”朱翊钧在百忙之中，放下了手中的纸笔，活动着手腕问道。

张居正年轻的时候，做制度设计没轻没重，即便是申时行做了减法，但依旧让皇帝忙的脚打后脑勺。

“就是养养花，种种地，养了两窝蛐蛐，还打算和李春芳一样，写个神魔志怪来，取名《西游记后传》。”李佑恭说起了张居正的清闲，是真的在颐养天年了，连过去的门拜访，都被门房打发到全楚会馆找申时行去了。

“挺好。”朱翊钧笑着说道：“先生倒是很有闲雅致。”

朱翊钧看完了奏疏，拿起了桌上的杂报看了起来，这些杂报是今年开春后的新杂报，为了争取全年的订阅，各家这第一期杂报，都会用最大的诚意去做，真的很有看。

比如翰林院在民报上，就刊登了一份文章《冠夫姓溯源考究》。

在汉代以前，男子用氏，子用姓。

姓代表着血缘关系，是家族传承的重要标志；

而氏的来源十分的庞杂，可能是官职，比如司马，可能是封地，比如商鞅本名卫鞅，封商於十五邑，才叫商鞅。

姓千年不变，而氏随着时间、封地改变而改变，比如始皇帝姓嬴、氏赵，名政，该叫赵政，而非嬴政。

姓氏逐渐合流，大约发生在了汉代初期，自那之后，姓氏就合二为一了。

在汉朝时候，是妻从夫姓，比如霍光的妻子霍显，就是嫁后改的霍这个姓氏，当然霍显能够在青史中留一笔，是她把害死了汉宣帝发妻的事儿，拿出去四处说，招致了霍光满门大祸。

从妻从夫姓到妻冠夫姓，大致在汉魏之际构成雏形，到南朝末期蔚成风气。

这段时间正好是世家政治蓬勃发展，也是世家最强横的时期，强调姻亲关系的世家大族，妄图让权力始终通过血脉延续。

到了科举制发明，世家政治走向了没落，这种妻冠夫姓的现象，就开始慢慢衰弱了起来。

具体到了大明朝，在明初的时候，宋濂写贞洁烈传，就延续了这种风格，比如《郑节黄氏传》、《王节汤氏传》。

但大明并不强调冠夫姓，无论是大明律，还是户籍登记，亦或者是风俗，都没有这种现象，原因有点让啼笑皆非，因为朱元璋这个太祖高皇帝，是个大老粗。

朱元璋一个乞丐出身，家里饿死的七七八八，成了皇帝，马皇后又是朱元璋的发妻，朱元璋这个开辟之主，不搞这些繁文缛节，大明册封官员夫，也不搞这些了，连带着民间的府志、县志，也都是以子本姓记载。

时至万历年间，仍然许民自决，你冠就冠，不冠也没管没说。

杂报还举了一个例子，大明着名诗朱妙端，她的丈夫周济是四品官，所以册封夫就是：安庆知府周济配朱恭；而《海宁周氏族谱》，对朱妙端的记载也是：子济，字汝航，号简庵，成化四年岁贡福建光泽教谕。朱恭幼聪慧，七岁能诗等。

无论是朝廷册封的官碟，还是自家的族谱，都不冠夫姓。

从妻从夫姓，到妻冠夫姓，再到许民自决，再到普遍不冠夫姓，客观的反应了时代的变迁。

杂报从冠夫姓，谈到了子随父姓这个现象。

这位笔正的看法非常有趣，他认为母子是一种血缘关系，而父子是一种社会关系。

这个观点和汉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