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却舒舒服服的团体，对于被捕狱的革命志士，同盟会将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营救。

收到孙文的电令后，胡汉民和吴玉章即刻动身回国。

被孙文派往国内联络会党组织起义的杜心五，也收到了孙文的急电。孙文要他即刻北上与同盟会总部方面的会合，然后利用自己武术界宗师的身份地位和号召力，组织手营救汪卫。

在胡汉民和吴玉章乘坐船赶赴天津之时，喻培伦和陈璧君刚好乘船抵达本东京。

闻知汪卫被捕狱的消息后，陈璧君顿时失魂落魄。

原本陈璧君和喻培伦是受汪卫的派遣，回到本东京重新购买炸药，但此时神几近崩溃的陈璧君，早已忘了回东京的缘由，大骂喻培伦贪生怕死，埋设炸弹被发现了却临阵脱逃，最后留下汪卫在北京当替死鬼。

喻培伦见陈璧君已经失去了理智，无法辩解，只能默默忍受，把委屈压在心底。他后来对友叹道：“她同我回来，却道我怕死。唉，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

从这时起，喻培伦便下了必死的决心。

一年之后，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为了彰明自己的清白，喻培伦胸前挂了满满一筐炸弹，率先带领四川籍的同盟会成员攻打两广总督署，最后身负重伤，弹尽力竭，被清兵逮捕。

被捕之后，喻培伦遭酷刑审讯，却拒不吐露半点信息，最后慷慨就义，临刑前高呼道：“可断，学说不可绝！党可杀，学理不可灭！”

这已是后话。

汪卫被捕十余天后，胡汉民和吴玉章抵达天津，在天津和杜心五会合，一同进北京城，来到守真照相馆的附近，在清风客栈住了下来。

组织手实施营救之前，三必须弄清楚事态到底发展到了哪个地步。因此，胡汉民和吴玉章分别前往京师警察厅和法务部监狱附近打听消息，杜心五则前往守真照相馆所在的夹道打探消息。

夹道已被巡警封锁，杜心五在街蹲守了很长一段时间，始终找不到机会进去，正准备返回清风客栈时，却在围观群中发现了胡客和姻婵，于是将两带到了清风客栈，与胡汉民和吴玉章会面。

胡汉民还从京师警察厅打听到，汪卫被捕后不到十天，这一刺杀案便进行了公开审理，庭上证物证一应俱全，谋刺摄政王谋反的罪名已经定下。但据胡汉民估计，最近几天便将定刑。谋刺摄政王定然是死罪难逃，而且汪卫在狱中一定饱受折磨，因此营救汪卫已经刻不容缓。

但胡汉民绝对料想不到，此时的法务部监狱中，汪卫所面临的境况，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番模样。

自从三月初七被捕后，汪卫、黄复生和罗世勋便被关了法务部监狱。

汪卫谋刺摄政王是震惊海内外的大案，负责审理此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

由于当时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因此善耆要求按照“文明”国家之法，设置法庭，开庭审理汪卫行刺未遂案。载沣考虑到此案证物证俱在，即便开庭审理也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因此同意了善耆的要求。

三月十六，汪卫刺杀未遂案在法庭上开庭审理。

审理的过程异常的顺利。

石板桥下发现的炸弹和电线，以及守真照相馆内搜出的残留炸药，都作为物证摆在庭上，鸿泰永铁铺的老板也来到庭上，作为此案的证。

证物证俱全，汪卫、黄复生和罗世勋都没有矢否认，而是直接承认了谋刺摄政王一事，汪卫和黄复生甚至为了证明自己是谋刺的主谋而激烈地争吵起来。汪卫大声说自己是主谋，目的就是杀掉载沣，动机则是“振奋天下心”，黄复生所说的跟汪卫几乎一模一样。两都争着说自己才是主谋，而对方只是小帮工，都想把罪责往自己身上揽，从而减轻对方的罪名。

善耆是清廷内部颇为开明之，汪卫被捕后，他看了从汪卫身上搜出来的三篇亲笔手稿，即《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和《告别同志书》，读完后不禁为佩服汪卫的才学和见识。此时在法庭上，又见汪、黄二为了争揽主谋的罪名而激烈争吵，善耆不禁感佩二把死留给自己、把生给对方的气度。善耆颇为动容，放下朱笔，中连称：“义士，义士！”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身边负责陪审的几个官吏都听到了，这些官吏转望着善耆，脸上写满了惊愕和诧异。

也正是因为看到汪卫和黄复生争揽罪责、视死如归的举动，善耆意识到革命党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俱焚、杀身成仁，处死了这些革命党，不仅吓不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党，反而会令革命党更为愤激，同时也会令民众憎恶和反感朝廷，转过去同和怜悯革命党。

按照大清律法，谋刺摄政王应当凌迟处死，但凌迟这一酷刑已在光绪三十一年被废除，因此罪当处斩。载沣恨革命党，何况是胆敢刺杀他的革命党，自然坚持要将汪卫等斩首示众。但善耆却认为应当对汪卫等从轻发落，以安抚天下心。

善耆对载沣进行了劝说，说道：“如果杀了汪、黄等，后党祸夕相寻，实非朝廷之福。”又道：“我看汪兆铭之供词，实为误解朝廷政策，才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举动。当今朝廷正倡导立宪，现在杀几个革命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激起其他革命党更为激烈的反抗，对朝廷无甚好处。不如做个，将汪、黄等从轻发落，以缓革命党之激，也能为摄政王赢得才之名。”

奕劻的想法和善耆比较相似，也认为在预备立宪期间，杀了汪卫等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会促使更多的革命党铤而走险，因此也赞成从轻发落。

载沣并没有立刻松，只是回答说会慎重考虑。

在劝说载沣的同时，善耆几乎每天都会到法务部监狱里，与汪卫面对面谈，试图改变汪卫的思想，让汪卫放弃反清的念，加到朝廷这边来。

“汪先生发表在《民报》上的几篇大作，我全都拜读过。”善耆向汪卫说道，“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仿西方国家立宪，这也正是朝廷的主张。现在朝廷正筹备立宪，准备实施改革，建立国会，这与汪先生的革命目标，不是正好一致吗？汪先生又何必一定要闹革命呢？”

汪卫愤然说道：“我们革命党所主张的绝非立宪，而是要推翻你们满清的统治！”

“为什么一定要灭满兴汉？”善耆叹道，“这样宣扬民族仇恨，难道就能够使中国五族协和吗？”

汪卫道：“只要推翻了你们的统治，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自然能够五族协和！”

善耆摇道：“我倒是认为‘三民主义’有些见识褊狭，在中国实行并不合适。”又说：“当今形势，中国不该搞流血革命，而应以和平的宪政方式徐徐图变。你们革命党认为本先进，本不正是实施和平宪政的榜样吗？”

“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不是幕府主动改革图变。”汪卫言辞之中毫不示弱，“你们所谓的预备立宪，就算建立了国会，也只是皇帝的傀儡走狗而已。中国要想变强，只有革命这一条道路可走！”

“中国的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之过急？”善耆叹道，“螳螂在前，黄雀在后，西方各国觊觎中国，不忍不谋则，还请汪先生三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