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方诸侯在为力、地盘、财政如何划分还在争吵不休的时候，两位有着共同的使命感的“革命”元勋却在北戴河边探讨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

信步海边，海风拂面。张汉卿对孙逸仙畅谈他的改良的“三皿煮义”理论：

“中国的前进步伐是无论如何、任谁也阻挡不住的，中国一定会再次强大起来，学良对此信不疑。但是目前的局势不容乐观：各方军阀争战不休，消耗着国家残存的一点元气。就整个中国而言，尚未建成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国家迫切需要休养生息。

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彻底实现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及外国之企业，或有独占的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中国有产业工数百万，有手工业工和农业工数千万。

没有各种工业工，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在这种形下，革命的三皿煮义，新三皿煮义或真三皿煮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皿煮义。

如果有什么一种三皿煮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政|府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号，就是‘耕者有其田’。

民军或者说奉军已经在工业、农业、通、教育和贸易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与农业上的‘土地改革’、工业上的‘国家所有制’的制度分不开的。

依靠国家作为后盾，扶持了事关国计民生的各产业，使得财富、支配权归于国家，加强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也为通突、义务教育、贸易自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要保持这样稳定的状况十年，中国一定可以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孙逸仙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党管军队的建军原则和民军的成就非常赞赏，称这是他多年以来一直所梦寐以求的，也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国民党应该也“扶助农工”的政策有所领悟。

只是他怀疑，当中国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甚至强大起来后，执政的民党是否能够真正放弃领导者地位，从“军政”、“训政”走向“宪政”，从而换来完全意义上的皿煮？

张汉卿很好地回答了他的疑问，他说：“所谓皿煮，即是们当家作主。欧美的皿煮是自下而上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程。而中国是一个有着二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本身并没有完全皿煮的基础。将资产阶级的皿煮直接加诸于中国国家制度上，对中国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

现在的中国，应该仿照苏俄，集中全部的力量先进行驱除外侮的工作是当务之急。但是中国目前的国决定现在的皿煮是需要集权的民党|领导下的皿煮，而非曹锟式的选举。

中国多地大，更容不得，党派林立、军阀四起是祸的体现，但根源则是中央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式的皿煮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模式，还需要在将来进行长期的摸索。将来一定比现在的要聪明，他们会想出办法来的。”

“民党立党基础便是在党内实现皿煮（集中），这一作法目前看来是成功的。等到中国统一了，这个办法可以向政|府内转移。学良虽然不才，却知道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孙逸仙颔首说：“民党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但由于集权的原因，会不会在经历了一个时期后，腐化从党内开始，以至于威胁到政权？因为集权，将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体制？”

这个问题张汉卿自信已经解决了，他说：“国家统一后，仍然需要民党|领导全体国民进行政治经济的大发展，但是作为重要的监督体制，我准备首先进行司法的完全独立，这样，即使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都会同西方一样面临着司法的约束。

除此之外，国家开禁对新闻系统的控制，让民的声音真正成为执政|党的一面镜子。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国会仍然需要成立并且发挥作用----三权分立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成熟的方向.

只是，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民党都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立法、行政权上的完全皿煮起过渡作用。这一期间可能是几十年，也可能是上百年，但是我相信，这一天始终会到来。其实民党已经在东北试点了一年多。

袁氏、皖系、直系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都是民党的借鉴。只有民真正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力后，这个国家才能永葆青春、蒸蒸上。”

孙逸仙被他一席话撩到了藏在内心的使命感。他诚恳地对张汉卿说：“国民党才凋零，在建设国家方面也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民党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国家的组合，如果不正视这个事实，对国家和民族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在这次组阁问题上，有提出以我为总统，这是我绝对不会同意的。我孙文无尺寸之功，又对治国无一己之见，怎能尺位素餐，谮居高位？

不但如此，我还会用我残存的一点影响，让国民党从立志于夺取中国政权的宗旨上退还到辅助民党完成国家统一、富强、皿煮的大道上来，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我唯一的志愿是国家和平后担任铁道建设部长之职，在任内为中国修建10万公里铁路！”

张汉卿呯然心动，心内一热，前生每次春运一票难求的形又浮上心。如果真如孙逸仙所愿，解决了束缚中国工农业发展的通薄弱的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在四十年代建设了遍及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支撑起其多半个世纪的强大，被誉为“子上的国家”。中国众多，幅源辽阔，自然不能在汽车上和美国一较高下，那将使全球更快地步资源荒，想想二十一世纪中国需求庞大的石油等能源和长期受约的“马六甲困局”吧。

而且建铁路，与建设同等公路、航空的价比都是最好的，从长远观点来讲也颇具战略意义，无论从国计民生、国防需要、国家发展与能源安全角度考虑都是合理的，张汉卿很希望未来的中国是一个 “铁上的国家”。

他同样报以诚恳地说：“先生，学良愿尽可能给先生以支持，建设纵横东西南北的铁路网，让中国从此强大起来。”只要通便捷，贸易兴盛，将内需调动起来，让工、农业产品充分达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