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和好大儿刘启默默对视，双方绪都非常稳定。

父子两都半天没有说话，最后刘恒率先把目光重新移回了神迹上，随后刘启也移开了目光——那个时候确实是邓通有罪啊，而且，吮吸脓血这事儿……

汉朝初年。

刘邦挑挑眉，似笑非笑：“这个叫刘启的小子，他的格和手段……”可比刘恒这个父亲直白酷烈得多啊。这样的新帝，面对大汉当时的况，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完全可以有所推断。

那就是，没多久就来上一场大手笔——就算不是如此，也绝对不是刘恒那般表面怀柔、暗中慢慢蚕食的方式了。

不过，这也是好事。

他可还没有忘记，神迹之前讲到贾谊的时候，提到的贾谊上书中大汉存在的种种问题。那些问题，他不认为刘恒在位期间能够基本解决，相反，多半还是要到这一位后继之君来扫清这些障碍。

明朝，永乐年间。

朱棣对于刘启的这件事并不在意，只是从中联想到了后来刘启的风评：“早先时期，汉景帝尚且为明德遵业，可后来就变成了忌克少恩，无君之量，刻薄任数，以诈力御下，还真是……”

他略略冷笑，指尖敲击着扶手。

不可否认，刘启确实在格方面与刘恒并不相同，存在骄矜剽悍的一面，做的事也贯彻了他的格，基本上能不委屈就不委屈自己。但，这有什么问题吗？

对他的批判，一则集中在他削藩引动七国之上，一则在他废立皇后和太子上，再有就是在他诛杀大臣上。

但是，天地良心，这有什么错？！

即使自己就是藩王上位，朱棣也要为刘启削藩表示赞同，削藩就是削藩，政治就是政治，这和什么同姓宗族、兄弟之，没有半毛钱关系。面对国家的大患，政治的危机，难道还要拘泥于小小私吗？

再有就是废立皇后和太子，这件事确实不是很好，毕竟，非要强辩的话，皇后尚可说是天家私事，太子就绝不能算是什么简简单单小事，而是国本之事。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新任太子、后的皇帝是孝武，足够出色。

而诛杀大臣……那些难道不能算是自寻死路、死有余辜吗？

朱棣越想，就越发联想到自己的风评上——自己的事迹，难道不会被那起子无德无才的小们、没错，就是被他讨厌的江南那一窝文，添加私货吗？

【后元七年六月初一，刘恒在未央宫驾崩，时年四十七岁。】

【他把自己一直坚持的节俭作风贯彻到了最后，在他留下的遗诏中，要求简葬薄葬，百姓官吏哭灵三天即可，且不禁止娶妻嫁、祭祀鬼神和饮酒食。】

【群臣为刘恒上谥号为文，加上汉朝惯例的孝字，是为孝文皇帝。】

【而太子刘启登基后，又以刘恒的圣德光辉为由，为孝文皇帝庙制作《昭德舞》。并以“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的原因，命令“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因而，刘恒成为了西汉少数有庙号的皇帝之一，庙号太宗。】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对于刘恒的节俭作风还是很敬佩的：“太宗皇帝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农不共贡，罪不收帑，宫不新馆，陵不崇墓，实乃王道也。”

当然，他敬佩归敬佩，让他这么做，他也确实是做不到的。

身为天子，该有的东西自然要有，大汉又不是困窘到了那等地步；再说了，薄葬简葬这件事，他就根本不可能做到，他的帝陵早已开始修建，他可是怀揣着将其建成最宏大的帝陵的目标去的。否则，难道要让他在死后的世界不能像间一样生活吗？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伸手揉了揉刘启的脑袋。

启儿的孝心他感觉到了，不用别的，也无需多么善待自己这个父皇遗留下来的宠臣，只要如神迹中这般，为自己昭彰功德、制定庙号，就已经是孝心的极大体现了。

刘启不以为意，这不是应该的吗？父皇在治理天下上，难道做得还不够好？不能配上一个太宗之名？

不过，神迹讲出了这些事，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父子感，自己还是很乐意的。

而“文”这个谥号，确实与父皇很相配：道德博闻，慈惠民，愍民惠礼，赐民爵位，

修德来远，坚强不，徽柔懿恭……

汉朝初年。

刘邦心很愉快，他为自己这个好儿子高兴，也为大汉江山有这样一个执掌者而高兴，于是开怀畅饮，神采飞扬。

萧何和张良同样为之开怀，也将杯盏中的酒一饮而尽。不过，琢磨着“文”这个谥号，萧何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关于文皇帝，现下讲述了四位太宗皇帝，有三位都是文皇帝了。”

明太宗是一位，唐太宗是一位，他们大汉的太宗也是一位。

这怎么，突然就把宋朝的那位太宗皇帝凸显出来了，文武……

【刘恒在位期间，与民休息，宽省刑狱，劝课农桑，减轻田租、赋役，弛山泽之禁，促进盐铁业发展、经济恢复。

在政治上，采纳贾谊、晁错等“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削藩的建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又通过种种政治怀柔妥协平衡等手段，打击了汉初一度控政治风向的军功集团，将更多权力收归皇帝手中。】

【但，刘恒受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汉朝外部环境，以及自身的格作风，同样遗留了不少问题。】

【就如贾谊曾经指出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一般，刘恒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正是与他颁布的政策密切相关的。】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不等神迹讲述，刘恒自己就开始推断估量后大汉存在的问题。

匈不用说，必然是问题之一，还是大问题。但除去匈外，剩下的问题多半都是内忧，是大汉内部的问题。

既然如此，诸侯王、特别是同姓宗王的势力扩大问题理当有一个位置；此外，还有什么？莫非是吏治问题？

刘恒暂时并没有想到国家经济方面的问题，毕竟，这时候对于经济的认识并不是非常完善。不论是刘恒刘启，还是大臣们，在他们眼中，刘恒减免赋税徭役，鼓励耕种，就已经是大大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了——而这样的做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倒是贾谊这个……

刘恒摇，不若想办法让这个宽一宽心，找医官给他看看，让他注意身体。毕竟，即使自己在位期间的朝堂形势不允许自己大举任用他，也可以把他留给太子嘛。

【匈的问题不用过多描述，这样一个汉朝的心腹大患，一直要等到汉武帝时期才能迎来一定程度上的结局。而刘恒虽然总体还是秉持和平政策，但马政、粮等问题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发展下去，终有一天能够让汉朝的兵马与匈正面作战、兵锋直达匈王廷。】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同样是老生常谈，那就是诸侯王。不过，与汉朝刚刚建立时的异姓诸侯王的威胁不同，经过几代皇帝，以及刘恒的政策后，局面已经变成了“天下怀安，不复忧异姓”。】

【是的，不复忧异姓。异姓诸侯王早已不再是中央、皇帝忧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