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去国与受封）

牧野的硝烟散了，朝歌的废墟还在冒着一缕缕青烟。发布页LtXsfB点￠○㎡周武王的战车在西返的路上卷起尘土，而被他从囚室里放出来的箕子，站在残的宫阙影下，望着这一切，心里恐怕是五味杂陈，比当初佯狂时更加纷。

他是谁？他是帝辛的叔父，是商朝的王子，是《洪范》九畴的沉思者，是比死后唯一还活着的“殷之三仁”。如今，国了，君死了，宗庙换了主祭祀。他自由了，可这自由，却比囚禁更让茫然无措。留在殷都，做一个新政权的“座上宾”或“活古董”？每天看着周的旗帜，凭吊故国的山河，这种子，对于他这样心高气傲、又怀亡国之痛的王族哲来说，恐怕比死还难受。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影响远的传说，开始浮现。

《尚书大传》和《史记》都记载了类似的故事：周武王克商后，知箕子的贤能，特意去拜访他，向他请教“天道”或治国之理。箕子不忍说商朝的恶政（大概也是给侄儿和自己留点体面），于是武王退而求其次，问“彝伦攸叙”（常理如何安排）。箕子便陈述了他那套集大成的治国方略——《洪范》九畴。（《尚书·洪范序》《史记·宋微子世家》）

这次会面，意义非凡。它既是新朝君主对前朝文化遗产的尊崇与继承（周武王需要这套系统理论来建立新秩序），也给了箕子一个体面地托付毕生所学的机会。但学问托付了，呢？据说，武王想封箕子为诸侯，留在中原。但箕子拒绝了。《史记》说：“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史记·宋微子世家》）——武王于是把箕子封到朝鲜，而且不把他当臣子看待。

“朝鲜”在哪里？上古的“朝鲜”概念，远比今天宽广，大概指的是辽东、朝鲜半岛北部那片广袤区域。这个分封，很可能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一种更合理的推测是：早在武王拜访之前，或者就在商周鼎革的巨变中，箕子已经做出了他生最后、也是最决绝的选择——去国东迁。

他可能带领着一支不愿臣服周室的商朝遗民队伍（包括部分贵族、工匠、士），沿着商族熟悉的、通往东方的古老路线，一路向东，再向北，跨过渤海或沿辽东海岸，最终到达了当时中原王朝势力边缘的朝鲜地区。他们不是逃亡，更像是一次有组织的、悲壮的文明移植。

为什么选择东方？除了地理上的远离周室，或许还有更层的神回归。商文化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东方基因，与东夷文化渊源极。回到东方，某种程度上是回到某种文化意义上的“故乡”。在那里，箕子和他的民，“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汉书·地理志》），将商代的礼仪、农业、手工业技术带到了当地，建立了一个遵循商文化礼俗的君子国。后世儒家称赞那里“仁贤之化”，固然有美化成分，但箕子团队带去的中原先进文明，无疑对当地社会发展产生了远影响，也开创了中原文化与东北亚流的早期重要篇章。

几乎在箕子东迁的同时，另一条商文明延续的“正统”脉络，在中原大地被正式确立。

那就是宋国的建立。

纣王虽死，商祀不可绝，这是古老的规矩，也是周安抚庞大商遗民的政治必需。纣王的庶兄微子启，那个在比死后心灰意冷、逃离殷都的王室成员，此时成了最合适的选。他名声好（“仁”），且在商末局中保持了相对清白的立场，与纣王政切割明显。

于是，在周武王分封天下（或在其弟周公旦平定武庚叛后）时，微子启得到了崇高的安置。《史记》记载：“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国于宋。”（《史记·宋微子世家》）微子启（一说名开）被册封为诸侯，建立宋国，定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专门负责祭祀商朝的历代先王。地址发布邮箱 LīxSB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周天子还特赐他不必行臣子之礼，用天子礼乐祭祀商祖，以示对前王室的格外尊崇。（《史记·宋微子世家》：“宾于王家，与周为客。”）

这是一个极其聪明和必要的安排。宋国，成了商朝王族血统与宗庙祭祀在中原的法统延续，是一个活的、被周朝认证的商文明纪念馆。 商遗民中的顺服者，有了一个合法的、体面的归依之地；商文化的许多传统（比如某种程度上的“尚鬼”习俗、特定的礼仪）得以在宋国这个“文化保护区”内存活和传承。孔子的先祖就是宋国贵族，他受商宋文化的影响。

从此，商文明的传承，分成了清晰的两脉：一脉在域外，由箕子带着，远赴朝鲜，开枝散叶，进行着跨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一脉在域内，由微子在宋国坚守，保持纯正，作为周朝“兴灭继绝”的德政招牌，也是连接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重要纽带。

一东一南，一外一内，一个主动出走，一个受命留守。箕子和微子，这两位商末王族的杰出代表，用各自不同的选择，共同完成了一项悲壮而伟大的历史使命：确保那个辉煌了六百年的青铜文明，不因王朝的覆灭而彻底断绝。 它的血，依然在新的躯体中流淌；它的火种，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被小心保存。

当箕子的队伍消失在东方群山之后，当宋国在商丘的故土上重新竖起玄鸟旗帜时，商朝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确实已经“逝矣”。但商文明的生命，却以另一种更坚韧、更绵长的方式，开启了它的新征程。

（第二部分：教化与守成）

话说箕子带着那支不愿食周粟的队伍，一路向东，走的恐怕不是阳关大道。他们得像祖先早年迁徙那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还得小心避开周势力刚开始渗透的东方诸侯地界。这支队伍里，有落的贵族，有失意的文士，有手艺还没丢的工匠，也有拖家带的平民。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大概就是对故国文化的认同，和一份不愿俯首新朝的倔强。

当他们最终到达辽东或朝鲜半岛北部的某片山水之间时，面对的多半是地广稀、部落散居的景象。当地的土着民，可能还过着以渔猎为主、农耕为辅的生活，社会组织松散，更谈不上什么复杂的礼制。

这时，箕子那套在囚室里反复推敲的《洪范》治道，竟然在这片化外之地，找到了试验的土壤。他不是一个征服者，更像一个文明的播种者。

《汉书·地理志》里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这寥寥数语，信息量巨大。“教其民以礼义”，教的不是周礼，而是殷礼。是商朝那套讲究尊卑有序、敬天法祖的礼仪制度，可能简化了，但髓还在。这让原本散漫的部落社会，开始有了“秩序”的概念。

“田蚕织作”，更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技术。商朝发达的农耕和丝织技术，随着这批移民的到来，在辽东的黑土地上扎下了根。先进的青铜农具（或许还有铁器的知识）、选种育种的经验、桑麻的种植与纺织技巧，这些生产力的飞跃，比任何说教都更能赢得心。当地民众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到来，发生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善。

于是，一个独特的政体逐渐成形。它不是商朝那样的庞大帝国，也不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后世称之为“箕氏朝鲜”。据说，箕子及其后“礼让自修，百姓安宁”，甚至“夜不闭户，利泽施于后世”。这固然有后世儒家的理想化描绘，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温和的、注重教化的治理模式。箕子没有强行摧毁当地文化，而是用更高的文明成果进行示范和融合，将商文化的核心编码，写了这片新土地的社会基因里。这个政权，“不与周王朝聘”，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