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的上级是个开书店的，那么陈子廉每次去接，肯定都要做出一番光顾对方生意的假象。”

刘海阳激动地道：“你的意思是说陈子廉会从他那里买书？”

“不错！而且这些书的数量还不会少了。刘队长尽可以将陈子廉的书籍进行分门别类，通过书籍的出处，进一步缩小范围。”

这样的排查又不是没有做，可并未获得什么收获。

刘海阳撇嘴道：“他买书的那几家书店我都派查过了，老板和伙计都是本分的生意，没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

“是啊，海阳在这方面做的工作着实不少。”彭浩良说，毕竟刘海阳是他的心腹，虽然说在脑子上差了点，但贵在忠心和勤勉，不能说他前期的工作一无是处。

杜金星想了想，分析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陈子廉会不会经常光顾一家书店，但是从该书店买回来的书，却并没有进行登记，或者说是这些书上没有任何关于该书店的印迹？”

说着，他将目光投向老胡：“有没有听说过你们的开着书店作为掩护？”

老胡没想到会问到自己上，不禁一怔，赶紧答道：“这事我已经向刘队长汇报过了，我确实不知道有书店作为掩护的地方。”

开什么玩笑，有况不汇报，刘海阳还不得扒了他的皮。

不过，和穷凶极恶的刘海阳相比，老胡觉得反倒是不苟言笑的杜金星更加令畏惧，似乎正应了“会咬的狗不叫”这句话。

杜金星点点：“老胡，你很诚实！”

老胡顿时从心底冒出一冷气。

刘海阳刚要张嘴，杜金星便又开了。

“主任，刘队长，既然我们要查的这个书店，每次都会让陈子廉拿回一些书来，但是这些书的来路咱们又查不到，这说明什么问题？”

彭浩良和刘海阳顿时凝眉思索，便是老胡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忽地，彭浩良开道：“这说明这个书店很有可能在经营走私渠道。”

刘海阳脑海中一道光一闪即逝。

对啊，之前郭副市长的小舅子经营的书店，不就是在出货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卖出了《尔雅音图》，却不知道买主是谁。

这条线索涉及到市政委员会的高官，刘海阳便只向彭浩良一进行了汇报，对队里的兄弟也是下了封令。

可杜金星仅仅通过推测，便说了个八九不离十，不愧是报组长。

彭浩良示意老胡出去，老胡自然是不得赶紧离开，告了个罪便走出了停尸房。

这时，彭浩良才道：“现在这里没外了，海阳，你再把书店的事说说。”

刘海阳这才极不愿地说出了《尔雅音图》这本书正是郭副市长的小舅子经营的书店一事。

杜金星道：“这本书并非是禁书，只是受众面很小，买的不多。按理说，即便是走私也不会走私这种书，因为没有什么利润。可是，要是这些书正好是混在了其他的书籍当中呢？”

“雪夜闭门读禁书”，似乎是文雅事，其实在封建社会，那是要杀的。

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数量之多，禁书范围之广，时间延续之长，规模之大，治罪之严酷为世所罕见。

在民国时代，亦是如此。

袁大政权于民国三年颁布了一部《出版法》。

该法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由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

这一规定，开中国现代图书审查制度先河。

袁死后，北洋军阀政权同样加紧对文化领域的统治，尤其是严防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流传。

一些着名的书刊都是遭禁的。北洋政权国务院在民国九年，曾一下子查禁了83种“宣传过激主义”的图书。

后来，国民政府为加紧对文化的控制，于民国十六年颁布《新出图书呈缴条例》，次年又公布《新出图书呈缴规程》，还有《出版条例原则》、《宣传品审查条例》、《取缔红党书籍办法》等。

民国十九年，颁布了限制革命出版物的《出版法》。

杜金星对此如数家珍，慢慢道：“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当前的查禁书刊编目大概有2000余种，我们不妨从走私书籍查起。”

彭浩良点道：“不错，我记得民国二十三年，当局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禁书行动，并附有一份禁书书目，发出密令，一举查禁图书140余种，涉及书店25家。后来由于书业界的反对，当局把这140余种书分五档处理，实际上重新可以发售的不过37种。”

杜金星接道：“这五种档分别是先后查禁有案之书目、应禁止发售之书目、暂缓发售之书目、暂缓执行查禁之书、目应删改之书目。”

刘海阳听着两侃侃而谈，急得直冒汗，这些话题他根本不进嘴去，只得催促道：“我的杜大组长，你倒是说说我们怎么才能查到那本《尔雅音图》的出处啊！”

除夕夜，给各位书友拜年了，祝书友们事业“兔”飞猛进，“钱”兔无量，“兔”步青云，大展宏“兔”，前“兔”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