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限在某一个地方，并未长远考虑本地民众的利益。

这些战俘劳工死的越慢，活得越久，就能做越多的事，就能解除越多百姓的徭役之苦，这对生产也有好处。

事总要去做，有战俘的时候，可以不用征发百姓做徭役，而没有战俘了，就又要征发百姓去做徭役了，这难道不是舍本逐末的行为吗？我以为这是不可取的。”

这样说着，郭鹏立刻把随行的南书房侍读庞统叫来，命他起一份诏令，发布给全天下所有负责管理战俘劳工的官员。

郭鹏要求他们改善战俘劳工的待遇，每天至少要给两顿饭，一顿一顿稀即可。

然后把战俘死亡数量设定严格限制，严令他们采用流上工的方式，以此降低战俘死亡的数量，增加战俘的可持续使用。

什么地方死的多了，就要问责。

什么地方死的少做的活又好，那就要赏。

同时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征发徭役的次数和数，不准地方政府滥用征发职权，打扰百姓军事训练和常耕种。

大运河沿线的各地官府更要牢牢记住这个要求，郭某会一路寻查下去。

什么地方要是遵守的不好，不采取新规来安排工作，把郭某辛辛苦苦打仗打回来的一百万战俘给祸祸完了，谁就要负责。

对了，住宿条件很差的也要改善，住宿条件太差，容易引发瘟疫，要是什么地方因此发生瘟疫，郭某就要了他们负责官员的脑袋。

可以说做皇帝那么久，没有比郭某更清楚瘟疫的可怕了。

虽然郭某一直都在力主推进民养成生活卫生习惯，但是这些年来，小规模的瘟疫传染就和小规模的蝗灾一样，还是难以避免。

有些地方会发生小规模的传染病，然后被当地官府及时察觉，立刻隔离，从而将危险隔绝。

这种传染病一旦发，往往不知道来源，也不知道怎么治疗，隔离之后，用不了多久那些病就会全部死掉，然后烧掉他们的尸体，这次传染病的发就结束了。

不明所以。

亲眼见了很多次这样的案例，郭鹏就感觉到，古时候的瘟疫，绝非那么简单的事。

很多可能现代也有的大规模传染病在古代也发过，只是当时的技术手段不可能让古知道他们患的是什么病，是如何起源的。

但是如何结束时肯定可以确定的——病被隔离死完了，瘟疫就结束了。

郭鹏手上没有显微镜，没有现代医疗设备，没办法从病毒和细菌层面去研究这些传染病，除了隔离之外，真的也没什么办法去应对这些突发传染病。

因为讯息传播的问题，很难找到零号病询问他做了些什么，传染源和传染链根本无法确定，他们能做的，只有隔离。

大医馆的医师们试图从病死亡的病症中找到点什么线索，用点什么药，但是意义不大，最终那些得病的病基本上都死了。

留下来的只有大医馆的记述。

郭鹏要求大医馆把每一次传染病发的时间地点数还有病的病状和死状都完整的记录下来，一式三份，分别保存，留待后考察。

不过到目前为止，或许是郭某的准备比较充分，或许是魏帝国的运气比较好，暂时没有发生随着往来商旅和流动而发生的大规模流动瘟疫。

因为郭鹏给地方基层官员年复一年复一的普及传染病的概念和隔离的重要，基本上每次发生传染病的时候，地方官员都能比较快的反应过来进行隔离。

这无疑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