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科举时，于同等条件下亦可享有适当的录取优待。

诏书明确强调，未来所有官学教习职位，以及希望享受朝廷各项优待政策的私塾，其授业师长必须由持此官定凭证者担任，以此硬标准，彻底贯彻“能者上，庸者下”的选拔原则！

其四，严令各道、州、府、县主官及学官，必须倾尽全力配合此项国策推行，无条件提供讲习所所需场地、物资，妥善组织、督促本地所有在籍塾师按时参训，并利用一切渠道向百姓宣传新政之利。

同时，授权地方官府，对辖区内任何敢于公然阻挠、散布谣言、诋毁新策之言行，予以坚决打击，从严惩处。

诏书末尾，以异常严厉、近乎警告的吻写道：

“…此乃固本培元、缔造盛世之千秋大业，关乎社稷安危。各级官吏务须切体会朝廷之良苦用心与坚定决心，克尽厥职，竭力推行，务求实效。

若有阳奉违、敷衍塞责、甚或暗中阻挠、蓄意坏者，一经查实，无论官职高低，定当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这道如同霹雳般的诏书，其内容之震撼，要求之具体，决心之坚定，无异于在看似平静的帝国湖面投了一块万钧巨石，瞬间激起的滔天波澜，以惊的速度席卷了整个大唐的朝野上下！

庙堂之上，支持改革者为之欢欣鼓舞，认为看到了文化教育真正一统、寒门进一步崛起的曙光；

而那些思想保守、依赖旧学或与世家关系密切的官员，则暗自心惊跳，担忧自身的学识体系、仕途利益乃至背后势力会受到根本的冲击；

更多的中下层官吏和普通读书，则在最初的震惊与茫然过后，开始怀着复杂的心，仔细研读诏书每一条款，认真思考这条由朝廷强力开辟的、关乎自身前途的新出路。

紧接着，仿佛与诏书默契呼应，《长安报》心准备的特刊，如同蓄势已久的洪流，铺天盖地地发行开来，迅速覆盖了长安的街巷，并沿着驿道流向四方。

报纸以更通俗易懂的语言、更贴近民生的视角、更引胜的案例，将诏书的宏大神与细微的细节，生动地传播到市井乡野，田间地。

“拼音”、“标准教材”、“师资考核”、“能者上庸者下”、“官定教习”……这些原本陌生的词汇，一夜之间成为了街巷尾、茶楼酒肆热议的焦点。

一场自上而下、旨在重塑帝国文化教育根基、影响远程度更甚于科举的宏大变革，就在这朝廷诏令的权威号令与民间舆论的广泛造势织而成的响乐中，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它沉重而辉煌的序幕。

无数的命运轨迹，无数家庭的未来期望，乃至整个大唐帝国的文明走向，都即将因此而发生刻而久远的改变。

杜远站在长安城权力的中心，感受着这由自己亲手推动并已开始奔腾的时代，心中清楚地知道，最复杂、最艰巨、也最考验智慧与毅力的具体推行工作，现在，才算是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