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明史·食货志》的书页，上面说崇祯末年“岁不过四百万，而岁出逾三千万”。

那时只当是枯燥的数字，此刻却听见了数字背后的哭声。

张木匠儿的哭声，淮安盐商跳河前的呐喊，还有扬州城士兵冻裂的嘴唇。

“公子，”陈永华的声音带着急促，冲进账房时带起一阵风。

“张征税官的在城外烧了间房，说是‘抗税者的下场’。”

郑森走到窗前，望着城外燃起的火光。

那片区域住着十几个织工，上个月刚用商会的票号买了新纺车。

“告诉他们！”

郑森的声音冷得像铁，指节叩着窗棂。

“明起，商会的票号可兑换糙米，一两银子换五斗，比市价多一斗。”

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实在的承诺。

在这个“官府欠商户，商户欠工匠”的年月，能让百姓握着票号就敢买米，比任何檄文都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