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罗雅谷等耶稣会士得知皇帝竟然真的收了钱就给那群清教徒开了绿灯，甚至还派锦衣卫去提供保护，顿时就坐不住了。地址发布邮箱 ltxsbǎ@ＧＭＡＩＬ．CＯＭ

他们原本还指望着依靠妙的科学知识和迂回的策略慢慢争取皇帝的信任和特许，谁知那些英国清教徒竟如此不讲武德，直接拿银子砸路！

焦急之下，汤若望等也迅速行动，多方筹措，甚至动用了原本用于其他活动的经费，好不容易凑齐了四万两白银，紧急求见朱由检。

朱由检听说又有“客户”带着加倍的资金上门，自然是满心欢喜，立刻召见。看到白花花的银子，他脸上的笑容愈发真诚，当场就爽快地允诺：“尔等忠心可嘉，捐输助国，朕心甚慰。准了！便许尔等建两座教堂！”

汤若望等虽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许可，但心中那份急切却并非完全源于传播福音的热。更层的原因在于，他们与那群英国清教徒之间存在着根蒂固的、源于欧洲宗教改革的尖锐矛盾。

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对方则是誓与罗马教廷决裂的新教清教徒，在欧洲本土便是势同水火的死敌。

如今，这场跨越重洋的宗教纷争，竟意外地在大明皇帝的御座前找到了新的战场。虽然无法动用火枪和军队，但争夺皇帝的恩宠、比拼谁能在东方建立更多的教堂、扩大自身教派的影响力——这无疑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宗教战争”。

他们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死对在北京站稳脚跟而自己却落后一步！

朱由检哪里知道什么“三十年战争”自己国家的历史都没学明白呢，他眼下更关心的是那四万两白银能买多少粮食、铸多少火炮。至于那些个传教士之间的那点恩怨？只要不影响他的江山社稷，不妨碍他搞钱，他们怎么“竞标”就怎么“竞标”吧。

所以说，万事万物皆怕内卷，这“慈善事业”一旦卷起来，初衷也就悄然变了味。汤若望等的教堂尚未完工，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行动，试图抢占先机，他们的方式是向京师的穷苦家发放聊以果腹的黑面包，以期播下好感和信任的种子。

那边的詹姆斯清教徒团体一看，岂肯示弱？立刻采取了“升级服务”——你们发黑面包？那我们这边就发更细、更显“高级”的白面包！这场面，简直成了西洋慈善赈济的“面包品质竞赛”，让原本严肃的宗教传播，莫名带上了一丝攀比的滑稽。

这可把汤若望气得不轻，感觉对方纯粹是在用物质享受扰心。一怒之下，他决定祭出另一项更能体现实力和“技术含量”的法宝——他亲自带着懂些医理的同伴，开始走街串巷，免费为贫民诊病施药，以展示天主教徒不仅关心灵魂，也关怀体的苦难。

詹姆斯清教徒们见状，自然不甘落后，立刻推出了自己的“知识扶贫”项目：开始在街巷尾开设简易学堂，教授过往行和好奇的孩子书写计算更为简便的“阿拉伯数字”和基础算术，试图以开启民智的方式来争夺影响力和好感。

于是，在北京城的街巷间，一场由两大西洋教派发起、围绕大明百姓身心需求的“慈善内卷”大赛，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看得本地百姓眼花缭，也让宫中的朱由检觉得既好笑又无奈——他大概也没料到，自己收钱卖许可，竟会引发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西洋善行大比拼”。发布页LtXsfB点￠○㎡

那边汤若望和詹姆斯两派为了争夺心，慈善竞赛搞得如火如荼，不亦乐乎。这边朱由检的龙案上，关于他们的奏本也基本没停过，几乎每都有御史或科道官员呈上新的弹章。

奏疏里的内容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有抨击他们“以小恩小惠，蛊惑愚夫愚，其心叵测”的；有担忧“长此以往，民只知有洋善，不知有朝廷”的；更有甚者，直接预言“此乃收买心，恐为他祸之阶”。

然而，面对这些忧心忡忡的告状，朱由检这次却显得颇为“理直气壮”。

这些就是杞忧天。奏疏里写得骇听闻，可汤若望、詹姆斯他们哪一点违反了朕的规矩？朕是不是明令禁止他们传教了？他们现在可有一敢在街上拉着讲圣经、发展信徒？没有吧！

家现在行医，教学，发面包，做的都是实打实的善事，惠及的是朕的子民。既安分守己，又帮朕稳定了京师的穷苦心，还没花朕的内帑和国库一分钱。这等好事，他们有什么可嚷嚷的？

他们若是违反了朕的禁令，自有厂卫去拿。既然没违反，那就由他们去。说不定还能让京师的太医局和县学有点紧迫感，看看家洋和尚是怎么‘惠民’的。

朱由检一番解释，巧妙地偷换了概念，将潜在的文化宗教冲突，轻描淡写地定为“无害且有益的慈善竞赛”，反而将上书言事的臣子衬托得有些大惊小怪、不通理了。这一手“事实胜于雄辩”的诡辩，暂时堵住了不少朝臣的嘴。

的确，这由西洋意外掀起的“慈善内卷”风，其副作用开始显现出巨大的、连朱由检都未曾预料到的刺激效应。

那些原本安坐堂上、姿态矜持的本地医者，那些享有名望、收着不菲束修的教书先生，以及那些虽行善举却更重名声的富豪乡绅，纷纷坐不住了。

眼见着洋和尚们不仅分走了关注，更似乎在重新定义着何为“善行”、何为“惠民”，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在这些群体中弥漫开来。

医者们再也无法安然高坐于堂馆之中，等着病上门求诊。他们开始效仿汤若望，或派遣弟子，或亲自下场，背着药箱走街串巷，主动去寻访那些贫病加、无力求医的百姓，甚至也开始提供免费的诊视和简单的药物，唯恐失了心和碑。

教书先生们，尤其是那些教授蒙童的塾师，感受到了更大的危机。当清教徒们用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和算法就能吸引大批好奇的民众，他们引以为傲的九宫算数、珠算诀似乎遇到了挑战。

为了证明传统学问的实用与，也为了争夺教育的“话语权”，一些开明的先生也开始在街巷尾设下临时书案，免费教授孩童识字、启蒙算术，试图与洋的“新学”一较高下。

富豪乡绅们的施粥摊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以往的稀粥能果腹即可，如今眼见着洋面包和白粥的“高标准”，他们也开始卷了起来。

粥棚越搭越宽敞，锅越换越大，锅里的粥也眼可见地越来越稠，甚至偶尔还能见到几粒末或豆子。行善不再仅仅是为了博取乐善好施的名声，更添了一丝“不能输给洋”的较劲意味。

于是，在这奇特的竞争推动下，京师的底层百姓竟意外地迎来了一段“好时光”——看病更容易了，识字的机会更多了，能糊的粥饭也更实在了。这一切，都源于皇帝陛下无意中点燃的那把“内卷”之火。

崇祯皇帝这番出于搞钱目的而默许甚至间接鼓励的“开放”，其带来的连锁反应远非一场京师的“慈善比赛”所能概括。这些远道而来的欧洲势力，其目光并不仅仅专注于大明一家，他们同样也派出了使者，尝试与关外的后金政权接触。

然而，在盛京，皇太极的态度却与朱由检截然不同。这位后金大汗对于西洋来的“洋和尚”和他们的礼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极强的实用主义态度。他的策略可以概括为：“技术我要，特权没有，想要传教？门都没有！”

他对西洋的火炮、历法、天文、测绘等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愿意重金礼聘甚至扣留相关才为其服务。但对于任何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