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作矣”的感叹，道了官民矛盾的核心——当生存底线被触碰，弱势群体的反抗将不可避免。而罗尚“今听宽矣”的虚假承诺，更印证了官僚体系的失信本质，使流民彻底放弃对官府的幻想。

冲突发：治理失效的必然结局

辛冉、李苾的偷袭行动，成为点燃全面冲突的导火索。李特“待其众半，发伏击之”的战术胜利，不仅展现了其军事才能，更反映出流民群体被到绝境后的发力。此战之后，李特正式建立政权架构，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而罗尚“此虏成去矣”的哀叹，恰恰印证了官僚集团对局势失控的无奈。

值得注意的是，李特在占领区推行的政策极具针对：与蜀民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这种与罗尚集团“贪残”作风形成鲜明对比的治理方式，迅速赢得了当地民众支持。史载“蜀民大悦”的背后，实质是民心向背的彻底逆转——当压迫者失去合法，反抗者便自然获得了道义支撑。

历史镜鉴：权力失控与民本思想的缺失

这段历史刻揭示了一个永恒命题：“弱而不可轻者民也”。辛冉、罗尚等的最大失误，在于将流民视为可以任意驱使、掠夺的对象，忽视了“众怒难犯”的朴素真理。正如阎式所言，若当初采纳宽缓之策，“不过去九月尽集，十月进道”，本可避免战，却因官僚私利与决策短视酿成大祸。

西晋末年的流民之，本质上是专制皇权下治理体系失效的产物。当政策制定脱离实际、官员行为不受约束、民众诉求无处表达时，任何微小的火星都可能引发燎原之势。李特起义的全过程，正是“官民反”这一历史规律的经典演绎，也为后世统治者留下了“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的刻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