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骄奢” 落得父子车裂的下场，不仅揭示了孙吴末年的政治黑暗，也为西晋统治者提供了 “任唯贤” 的反面教材。

在民族关系领域，卫瓘设计离间鲜卑的策略取得显着成效。通过贿赂乌桓王库贤制造谣言，最终导致力微可汗忧死、拓跋部衰落，暂时解除了西晋的北方边患。但这种以谋手段达成的和平并不稳固，鲜卑诸部的散走埋下了后民族冲突的隐患。卫瓘因此功获封弟为亭侯，反映出西晋朝廷对边疆谋略的价值认同，也露了民族政策中功利主义倾向的局限。

综观咸宁三年的历史事件，西晋王朝在这一年进行的政治架构调整、军事部署优化与民族政策实施，既展现了开国统治者巩固政权的努力，也显露出制度设计的内在缺陷。宗室分封埋下的权力隐患、边疆防御的被动格局、官场风气的正邪并存、民族关系的脆弱平衡，共同构成了西晋初年 “治世” 表象下的层危机。这些事件的累积效应，将在后逐渐显现，最终推动西晋王朝走向动与分裂。

咸宁三年的历史启示我们：制度设计不仅需要借鉴古制，更要兼顾现实；边疆治理既要依靠军事威慑，更需构建持久的民族互信；官场风气的淳化，则需要统治者以身作则的价值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