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和二年（公元88年，戊子年）

春天，正月，济南王刘康、阜陵王刘延、中山王刘焉来京城朝见。地址发布邮箱 LīxSB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章帝格宽厚仁，非常重视亲，所以济南王、中山王这两位叔父，每次多次朝，都特别受到恩宠，而且各位兄弟也都留在京城，不打发他们回封国。章帝赏赐群臣的财物，超过了规定的制度，以至于仓库钱财都空了。何敞给宋由上书说：“连年水旱灾害，百姓没有收成。凉州边境一带，家家都遭受灾祸；中原内地各郡，公家和私都财力匮乏。现在实在是应该减少膳食、节省用度的时候。国家的恩泽像天覆盖、地承载一样，但赏赐太过了，只听说年终腊祭的赏赐，从郎官往上，公卿、王侯往下，把国库都掏空了，损耗国家资财。想想公家的用度，都是百姓的血汗。圣明的君主赏赐，应该有等级制度；忠臣接受赏赐，也应该有个限度。所以夏禹得到玄圭，周公得到束帛。现在您地位尊贵、责任重大，对上应当匡正国家纲纪，对下应当帮助百姓过上对上生活，怎么能只是无所作为、不违背旨意就算了呢！您应该先端正自己来给下面的做表率，退还得到的赏赐，趁机陈述得失，上奏让王侯回到封国，解除对苑囿的禁令，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救济抚恤穷困孤苦的，这样恩泽就能向下顺畅传达，百姓就会喜悦安乐了。”宋由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尚书南阳宋意上疏说：“陛下极为孝顺，恩厚，以礼厚待宠诸王，把他们当作家一样，他们乘车能进殿门，就座时不用叩拜，还把自己的美食分给他们，削减自己的膳食，赏赐非常优厚。刘康、刘焉有幸以旁支亲属的身份，享有大国的封邑，陛下对他们的恩宠超越了礼制，礼遇敬重也过了。按照《春秋》的大义，父辈、兄弟，在君主面前没有不称臣的，这是为了使尊贵和卑贱各安其位，加强主、削弱枝叶。陛下德业兴盛，应当成为万世的典范，不应该因为私恩而损害上下的秩序，失去君臣之间正确的关系。另外，西平王刘羡等六位王爷，都已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属官也配备齐全，应当早前往封国，为子孙奠定基业；然而他们的宅第相互能望见，长期留在京城，骄横奢侈，僭越本分，所受的恩宠和俸禄太多了。陛下应该割舍不忍心的感，以大义断绝私，打发刘康、刘焉各自回到封国，让刘羡等赶紧抓住合适时机前往，以满足众的期望。发^.^新^.^地^.^址 wWwLtXSFb…℃〇M”章帝还没来得及打发他们走。

壬辰，章帝在章德前殿驾崩，年仅三十一岁。留下遗诏说：“不要修建寝庙，一切都依照先帝的制度。”

范晔评论说：魏文帝说汉明帝明察，汉章帝是忠厚长者。章帝一向了解，厌恶汉明帝的苛刻，做事追求宽厚；侍奉明德太后，尽心尽力尽孝道；减轻徭役，简化赋税，百姓因此得到福泽；又用忠恕之道来行事，用礼乐制度来修饰。称他为忠厚长者，不也很合适吗！

太子即位，年仅十岁，尊窦皇后为皇太后。

三月丁酉，按照遗诏改封西平王刘羡为陈王，六安王刘恭为彭城王。

癸卯，将孝章皇帝安葬在敬陵。

南单于宣去世，单于长的弟弟屯屠何继位，成为休兰尸逐侯鞮单于。

太后临朝听政，窦宪凭借侍中的身份，在宫内参与机密事务，对外宣布诏令；他的弟弟窦笃担任虎贲中郎将，窦笃的弟弟窦景、窦瓌都担任中常侍，兄弟几个都处在亲近重要的位置。窦宪的门客崔骃写信告诫窦宪说：“《传》里说：‘生来就富有的容易骄纵，生来就尊贵的容易傲慢。’生来富贵却能不骄纵傲慢的，还从来没有过。现在您的恩宠和俸禄刚刚增多，百官都在观察您的行为，您怎么能不夜努力，来保持长久的好名声呢！以前冯野王凭借外戚的身份担任官职，被称为贤臣；近代卫尉克制自己，遵循礼制，最终得到很多福分。外戚之所以被当时的指责，给后留下过错，大概是因为自满而不谦逊，地位高但仁德不足。汉朝建立以后，一直到哀帝、平帝，外戚家族有二十家，能保全家族和自身的，只有四家罢了。《尚书》说：‘以殷商为借鉴，’能不谨慎吗！”

庚戌，皇太后下诏：“任命原太尉邓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主管尚书事务，百官各守其职，听从他的指挥。”窦宪因为邓彪有仁义谦让的品德，是先帝敬重的，而且为仁厚随和，所以尊崇他。窦宪有所行动，总是在外让邓彪上奏，在内告诉太后，事没有不被听从的。邓彪在位，只是修养自身而已，对窦宪的行为不能有所纠正。窦宪格果断急躁，哪怕是极小的仇怨，他都会报复。永平年间，谒者韩纡审理弹劾窦宪父亲窦勋的案件，窦宪就指使门客斩杀韩纡的儿子，用他的来祭奠窦勋的坟墓。

癸亥，陈王刘羡、彭城王刘恭、乐成王刘党、下邳王刘衍、梁王刘畅开始前往封国。

夏天，四月戊寅，按照遗诏废除郡国对盐铁的禁令，任凭百姓煮盐铸铁。

评论

章和二年是东汉中期的重要转折点，章帝驾崩与窦氏外戚掌权的替，不仅浓缩了权力更迭的戏剧，更露了帝国治理的层矛盾，其历史启示可从以下层面解读：

“宽仁”与“失度”：章帝统治的双重遗产

章帝以“长者”着称，其“事从宽厚”“平徭简赋”确实缓解了明帝时期的苛切，赢得民心；但对宗室的过度恩宠——允许济南王、中山王久留京师，赏赐无度至“仓帑为虚”，却违背了“强弱枝”的政治原则。宋意直言“不宜以私恩损上下之序”，点出了问题核心：帝王的“宽仁”若缺乏制度约束，会异化为“失度”。

章帝的统治印证了一个规律：治国需“宽严相济”。他摒弃明帝的“苛切”，却走向“纵容”，导致宗室骄奢、财政空虚，为后续外戚专权埋下隐患。范晔称其“长者”，既是肯定其仁厚，也暗含对其治政“失于软弱”的委婉批评。这种“仁而无断”的执政风格，警示后世：“宽仁”不等于“无原则妥协”，良好治理需以制度刚为基础。

权力真空下的外戚擅权：窦氏崛起的必然

章帝猝逝后，十岁的太子即位，皇太后临朝成为权力过渡的常规作，但窦宪兄弟“内机密、外掌诰命”，借“亲要之地”垄断权力，标志着东汉外戚专权的再次抬。崔骃警告“生富贵而能不骄慠者未之有也”，并以“汉兴外家二十，保族全身者四”的历史教训警示，却未能阻止窦宪的专横——他不仅控太傅邓彪为傀儡，更私斩韩纡之子报复旧怨，视国法如无物。

这一过程揭示了皇权继承制度的致命缺陷：幼主即位必然导致权力真空，而外戚作为“太后近属”，天然具备填补真空的优势。东汉的“外戚-宦官”循环，本质上是皇权缺乏制度化制衡的产物。窦氏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专制体制下“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这对理解中国古代“家天下”的治理困境具有典型意义。

“罢盐铁禁”的争议：政策调整的利弊之辩

章帝遗诏“罢郡国盐铁之禁，纵民煮铸”，看似是“还利于民”的宽政，实则可能是对财政困境的无奈应对——盐铁专营本是汉代重要财源，此时放弃，或因国库空虚难以维持专卖体系。这一政策调整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博弈：放开私营可能短期刺激生产，但也会导致财政收流失、地方豪强垄断资源，长远看不利于中央集权。

后世对“盐铁官营”的争议，核心在于“政府调控”与“市场自由”的平衡。章和二年的“罢禁”，虽未明确记载其效果，却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