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四年的初夏，应天城在一场连绵数的透雨之后，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澄澈阳光。发^.^新^.^地^.^址 wWwLtXSFb…℃〇M

雨水洗刷了宫阙殿宇上的积尘，琉璃瓦反着耀目的金辉，连带着翰林院庭院中那些蓊蓊郁的古木，也舒展出格外鲜亮的翠意。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木的清新气息，仿佛连来的郁沉闷都被这一场甘霖涤而去。

然而，在这片表象的明净之下，那自帝国权力核心滋生、并悄然蔓延至官僚体系末梢的紧绷感，却并未随之消散，反而如同这初夏的气候，在阳光照下，蒸腾起一更为黏稠、更令窒息的低压。

文华殿那场关于藩王策的奏对，虽仅限于林霄与太子朱标之间，并无只言片语外泄，但其引发的无形涟漪，却已悄然触及了林霄身处的小小漩涡。

林霄依旧每准时出现在翰林院典籍库，埋首于那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他负责的《洪武大典》“舆地门”编纂工作，已进更为细、也更为繁琐的校勘与定稿阶段。相较于前期广搜博采的宏阔，眼下更多的是需要极致耐心与严谨的字斟句酌。

一页页泛黄的书稿，一行行模糊的刻字，一个个需要考证的名、地名、典章制度细节，构成了他全部的世界。他比以往更加沉默，行动轨迹更加固定，将自己完全隔绝在学术的壁垒之后，仿佛真的成了一尊只会呼吸墨香的古籍雕像。

同僚们早已习惯了他的存在方式。在大多数眼中，这位林修撰自从参与了大典编纂的“要务”后，非但没有借此机会攀附钻营，反而愈发显得“不通世务”。他对待那些枯燥考据工作的专注与投，在那些期待着凭借文章才华直上青云的同僚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自讨苦吃”。

孙耀宗如今见到他，偶尔会停下脚步，用一种混合着些许怜悯与更多是“此子不堪大用”的最终定论的目光扫过他，或许会随问一句“琼州物产志校得如何了？”语气平淡，再无之前的审视与探询。林霄总是立刻起身，恭敬回答：“回大，正在逐一核对地方志与前朝笔记异同，力求无误。”态度谦卑，回答得体，将话题牢牢锁定在具体事务上。孙耀宗便会“嗯”一声，不再多言，背着手踱开。

林霄这种“安于本职”、“心无旁骛”的表现，无疑完美符合了上至皇帝、下至掌院学士对他“勤于案牍”的定位，也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他可能存在的任何潜在威胁。

然而，在这层心构筑的“书蠹”保护色之下，林霄的脑却从未停止过高速运转。

文华殿奏对的每一个细节，朱标太子那沉重而疲惫的眼神，那声关于“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叹息，都如同烙印般刻在他的心底。

他知道，自己那番“强弱枝，徐徐图之”的建议，或许为忧心忡忡的太子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向，但根本无力改变那益迫近的结构矛盾。发布页Ltxsdz…℃〇M

朱元璋对北疆的强势布防，如同不断收紧的绞索，而朱棣在北平的隐忍与暗中积蓄，则像是地下奔涌的熔岩，寻求着薄的裂。

这表面的平静，不过是风来临前最后的间歇，压抑得令心悸。

这种对大局的刻忧虑，反而促使他更加珍惜眼前这方由故纸堆构成的“避风港”，也更加坚定了要利用这“编纂大典”的绝佳平台，为自己、也为远在琼州的“方舟”积蓄力量的决心。

他的工作，远非简单的抄录与校勘。

这一，他负责审核“舆地门”中“江南道·镇江府”部分的一批稿件。稿件由一位名叫吴思贤的翰林编修初步整理完成，内容主要涉及镇江府历代沿革、山川形胜、名胜古迹。

表面看来，文稿引证丰富，文笔流畅，并无明显纰漏。但林霄在核对一条关于城西“蒜山”的典故时，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稿件中引用了《太平寰宇记》的记载：“蒜山，在城西三里，临江绝壁，相传汉末周瑜与诸葛亮于此议拒曹公，谋算于此，因名。”这似乎是再寻常不过的地理典故引用。然而，林霄记得自己此前在整理另一批前元文笔记时，曾看到过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他立刻起身，在密集的书架间穿梭，凭借过的记忆力和数月来对库藏典籍的熟悉，很快便找到了那册名为《至顺镇江志》的残本。翻至相关篇章，果然看到上面记载着：“蒜山，旧名算山，或云晋代某隐士于算术，结庐于此，故名。其地险要，南朝时尝为屯兵之所。至唐末，始有附会周郎、诸葛事者，盖因山势临江，便于观览形势耳，然考之正史，二未尝至镇江，此说实为后穿凿。”

两相对照，差异立现。《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北宋，而《至顺镇江志》为元朝所修，后者时代更晚，且明确指出“周瑜诸葛亮蒜山定计”之说为唐末后附会穿凿。吴思贤在整理稿件时，显然看到了这两种记载，但他却选择了传播更广、也更富戏剧的前者，而对后者的辨正之说只字未提，甚至未加任何考辨按语。

若在平时，这或许只能算作学术上的疏漏或偏好不同，并非大大恶。但在编纂《洪武大典》这等“盛世修典、彰显文治”的重大文化工程中，这种对史料缺乏严谨考辨、甚至有意无意忽略不利于“名效应”记载的做法，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尤其是在涉及诸葛亮这等被历代君王推崇为“忠臣楷模”的物事迹时，更应谨慎。

林霄不动声色，继续仔细审阅吴思贤负责的其他部分稿件。

很快，他又发现了几个类似的问题：在记述某处南朝古寺时，吴思贤大肆渲染其与某位帝王（非本朝）的渊源，却略去了该寺在元末曾遭兵燹、部分建筑为前朝遗老集资重建的记载；在收录当地文诗词时，明显偏好辞藻华丽、歌功颂德之作，而对一些反映民间疾苦、风格沉郁的诗文选择忽略。

这些看似零散的“瑕疵”，汇聚在一起，却隐隐勾勒出这位吴编修某种趋利避害、迎合上意的学术倾向，或者说，是一种缺乏求真神、习惯于“报喜不报忧”的思维定式。

林霄的嘴角泛起一丝几不可察的冷笑。他想起此前偶尔听同僚闲聊，提及这位吴编修出身江南书香门第，家族与朝中某些清流官员关系密切，其本亦以“才思敏捷、善于属文”着称，颇得孙耀宗的赏识，被视为有望在本次大典编纂中脱颖而出、进而获得升迁的“潜力”。

“才思敏捷……善于属文……”林霄心中默念：“怕是更善于揣摩风向、饰太平吧。这等物，若在太平年月，或可做个合格的词臣，但在如今这暗流涌动之际，其心如此，将来若居要职，恐非社稷之福。小辫子+1，记下了。”

他并未立刻对稿件提出质疑，而是如同往常一样，取过自己那本厚厚的、外观与普通读书笔记无异的特制册子，翻到特定页数，用只有自己能完全理解的混合了简体字、拼音首字母和特殊符号的密写方式，简要记录了发现的问题：“镇江稿，吴思贤，蒜山典故取舍存疑，略元志辨正，或有迎合‘忠贤’叙事之嫌。另，文风偏好浮华，略民生疾苦。其学术严谨待察。”记录完毕，他合上册子，将其与一堆待校的书稿混在一起，毫不起眼。

这只是编纂常中的一个微小曲，却让林霄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是在这看似纯粹的文化事业中，也充满了各种微妙的心算计与利益纠葛。

这座翰林院，乃至整个大明官场，就像一片看似平静的墨海，其下却暗藏着无数或明或暗的旋涡与礁石。而他，这条意外闯的“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