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2年 汉景帝后元二年 八月末

秋意渐，高阙塞的风裹挟着屑与沙尘，掠过城时已带上了明显的寒意。发布页Ltxsdz…℃〇M郡府廨舍内，那种因持续核查而生的凝重气氛，并未因时的推移而稍有缓解，反倒因张汤新一的讯问而变得愈发沉滞、紧绷。单独问话已进行了三。每，都有一两名来自不同曹署的经办吏员被唤那间门窗紧闭、只有张汤与陈令史在座的静室。进去时，面色紧绷，呼吸急促；出来时，或如释重负，或眼神闪烁，更有甚者脸色苍白，额角见汗，仿佛经历了一场无声的刑讯。

张汤的问话方式，与寻常上官考绩或御史巡视迥然不同。他不问大略，专抠细节；不重结论，只追过程。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环节——从一笔抚恤钱的领取画押，到一车边市皮货的验看库；从一个伤兵评定会议的参与员，到一纸借贷契约的担保背景——都会被拆解成无数细碎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反复诘问。他语气始终平稳，甚至称得上客气，但那种抽丝剥茧、穷追不舍的劲，以及那双仿佛能悉一切细微矛盾的锐利眼睛，给被问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第三午后，最后一名被讯问的吏员——朔方郡户曹的一名老书佐，负责部分抚恤名册的最终誊录与归档——脚步虚浮地退出了静室。门扉在他身后轻轻合拢，隔绝了内外的声息。

静室内，张汤没有立即整理今的问话记录。他靠坐在凭几上，双目微阖，手指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案几边缘。陈令史在一旁整理着堆积的木牍，大气不敢出。他知道，中丞正在脑海中，将这三来从十余名不同吏员中获取的、关于抚恤发放、伤兵安置、边市易、借贷流程等事的零散细节，进行着飞速的比对、拼接与印证。

良久，张汤缓缓睁开眼，目光落在案一卷摊开的、他自己绘制的“高阙战后抚恤发放时序与关联图”上。图上，以不同颜色的线条和符号，标记着关键物、事件、文书、时间节点之间的关联。其中，以“王五”案为起点延伸出的几条线索，在某些环节出现了模糊或矛盾的描述。

“陈令史，”张汤忽然开，声音因连说话而略带沙哑，但异常清晰，“这三问话，你以为如何？”

陈令史放下手中木牍，仔细斟酌言辞：“回中丞，下官观之，朔方吏员应对，大多言之有物，能说出经办详，于流程、制度颇为熟悉，显是平理事有序。然……细究之下，亦有不谐之处。”

“说。”张汤示意。

“其一，关于抚恤发放的具体经办。军中司马言，抚恤名册核定后，即移郡府户曹，由户曹具体发放。然户曹两名书佐，一言多数抚恤由郡丞亲卫持节至各营、各县发放，一则言多由士卒家属自行至郡城领取，说法不一。追问之下，又皆含糊，推说‘战事初定，形特殊，兼而有之’。”

“其二，关于伤兵授田的勘界与分配。田曹吏员能说出大体章程，然问及新丰里赵甲等十一户的具体田亩四至、相邻田主、籽种来源，则多推说‘地广稀，界标简略，皆有记录可查’，或‘籽种由郡仓统一借支，具体经手需问仓曹’。然仓曹吏员，又只知总数，难对应到具体名。”

“其三，边市易。市吏能背诵章程，然问及几笔大宗皮货易时，关于验看皮货成色的具体过程、当时在场的中、乃至胡商首领的形貌音，数描述皆有细微出。虽可归为记忆偏差，然……”陈令史顿了顿，“下官总觉得，彼等所言，似在刻意回避某些可能涉及‘个决断’或‘非标准流程’的细节，只言‘依法依章’、‘众共议’、‘上官定夺’。”

张汤静静听着，等陈令史说完，才缓缓道：“你之所感，与吾略同。朔方吏治，表面规整，实则……过于‘规整’了。仿佛有一无形之手，将一切可能产生歧义、争议或需个担责的环节，都提前抹平，或推至‘众议’、‘上裁’之处。应对我等核查，亦是如此。皆知大体，不言细节之责。此非寻常吏员所能为，必是有预先严令训诫，统一径。”

他指向案上那卷“时序图”：“你看这王五案。军司马言其名册归属调整乃‘战后整编所需’，有‘军中往来文书为证’。然我调阅相关文书，只见一纸含糊的‘名册归并令’，并无具体名与缘由。户曹书佐则言，抚恤发放依‘调整后名册’办理，具体何调整，非其所能知。至于王李氏腊月领抚恤一事，问及道路、天气，则推说‘彼时混，或有关节文书特许通行’，然又拿不出特许文书。问及画押笔迹，则言‘画押，本多简略，且时隔近载，难以详辨’。”

张汤的手指在“王五”与“赵甲”等名字之间划过：“桩桩件件，皆可自圆其说，却又处处留有‘可释疑’之余地。让你觉得有问题，却又抓不住实在的把柄。此非疏漏，而是……心设计过的‘防御’。李靖王麾下，有能啊。”

陈令史心中凛然：“中丞之意是……李靖王果真有事隐瞒，且早有防备？”

“有无隐瞒，尚需实证。”张汤摇，“然其防备之周密，应对之从容，已远超寻常边镇。这本身，便足以令思。一个边将，何以对朝廷御史的核查，防备至此？是心中有鬼，还是……对朝廷已失信任，乃至心生抵触？”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院中纷落的黄叶：“不过，再周密的防备，只要是多经手之事，必有顾及不到的缝隙，或心不齐的疏漏。发^.^新^.^地^.^址 wWwLtXSFb…℃〇M这三问话，也非全无收获。”

陈令史神一振：“中丞发现了什么？”

张汤走回案前，从一堆木牍中抽出一片，上面记录着今问及边市易时，一名市吏在紧张之下脱而出的一句话：“……那验看河西羌部的皮货，天色已晚，胡商催促得紧，王军侯（市吏对负责边市警戒的军侯的称呼）便说，‘既是老主顾，皮子大体不差，便速速过了，莫要耽搁互市大局’……”

“王军侯？”张汤目光微凝，“核查边市章程，明言‘凡易，需经市吏、军侯、府吏三方共验，签字画押，方为有效’。然在多数易记录中，军侯一栏署名多为‘高阙戍卒第三曲军侯李敢’（此为化名），或直接盖军侯官印。这‘王军侯’……是何？为何在此等重要易中，擅自做主，简化程序？且，此事在其他市吏问话中，皆未提及。”

“还有，”他又抽出一片木牍，“问及伤兵赵甲安置时，一名曾参与新丰里房屋督造的小吏，无意中提到，‘赵甲家的屋墙，比别家厚了半砖，是陈屯长（负责带领民夫施工的低级军官）特意吩咐的，说是上官体恤伤残，多加关照’。这‘陈屯长’又是奉何之命？此等‘额外关照’，是普遍如此，还是仅此一例？若是普遍，为何不见于章程记录？若是特例，又是为何？”

这些细节，单独看似乎都是“体恤下”、“便宜行事”的好事，但放在张汤的核查框架下，却成了“程序不严”、“可能存在特殊关照或利益输送”的疑点。更重要的是，这些具体执行层面的“”和“事”，开始浮出水面，与那些完美但冰冷的文书记录，产生了微妙的脱节。

“看来，我们得会一会这位‘王军侯’，还有那位‘陈屯长’了。”张汤眼中闪过一丝锐光，“另外，调阅所有边市易记录中，有军侯署名或官印的卷宗，核对其笔迹、印鉴。再查新丰里十一户伤残士卒的房屋建造记录，看有无类似‘额外关照’。记住，暗中进行，勿要惊动郡府。”

“下官明白！”陈令史感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