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宫庆阳节上的那一道紫衣之兆，如同投平静湖面的巨石，其涟漪迅速出宫墙，蔓延至整个帝国的肌体。发^.^新^.^地^.^址 wWwLtXSFb…℃〇M然而，对于长安城西渭水河畔，终南山下的农户陈阿宝一家而言，皇帝的好恶、佛道的纷争，都遥远得如同天上的星辰。他们关心的，只有眼前这片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即将到来的、沉重得能压弯脊梁的赋税。

时值盛夏，本该是禾苗青翠、孕育希望的季节。但去岁的一场蝗灾，今春又逢大旱，渭水水位骤降，露出裂的河床。阿宝家那三十亩薄田，禾苗稀疏枯黄，眼看又是一个颗粒无收的灾年。

黄昏时分，阿宝拖着疲惫的身子从田里回来，蹲在院门槛上，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一言不发。妻子王氏在灶房里忙碌，锅里煮着的稀粥几乎能照见影。两个面黄肌瘦的孩子眼地望着灶台，不敢吵闹。沉闷的气氛压得喘不过气。

“阿宝哥，”邻居老赵颤巍巍地走进来，脸上写满了愁苦，“里正又来催秋税了，还有，征讨泽潞的‘剿饷’也得加征……这……这可怎么活啊！”

阿宝猛地捶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痛苦地抱住。朝廷的赋税、地方的摊派、胥吏的敲诈，像一条条毒蛇，紧紧缠绕着他们这些升斗小民。去岁的欠税还未还清，今年的新税又至，家中早已瓮尽杯，连那点可怜的存粮种子都快吃光了。

“能怎么办？卖地吧……”阿宝的声音沙哑而绝望。除了祖上传下的这点土地，他们一无所有。

“卖地？”老赵摇摇，“这年景，谁有余钱买地？那些豪强大户，压价压得狠呐，三十亩好田，怕是还换不来全家半年的粮。”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体面、像是管事模样的踱步到了阿宝家院外，是附近大庄严寺知客僧派来的执事僧。大庄严寺殿宇巍峨，田产广阔，是京畿一带数得上的大寺院。

“陈施主，”执事僧双手合十，脸上带着程式化的慈悲，“听闻施主家中有难，我佛慈悲，普度众生。寺中尚有少许余粮，可暂解施主燃眉之急。若是施主愿将田产‘寄献’于本寺，庇佑于佛门之下，非但赋役可免，寺中还可酌借贷些钱粮，助施主渡过难关。”

“寄献？”阿宝抬起，眼中闪过一丝微光，随即又黯淡下去。他听说过“寄献”，就是将田产名义上献给寺院，自己则成为寺院的佃户，不再向国家缴纳赋税，也不再服徭役。发布页Ltxsdz…℃〇M但代价是，每年要向寺院缴纳远高于国税的地租。

“大师……这地租，几何？”阿宝艰难地问道。

“寺中规矩，租五五之数。”执事僧平静地说。

“五五？！”阿宝和王氏几乎同时惊呼出声。这意味着每年收成的五成要上缴给寺院！以往给朝廷缴税，各种名目加起来，也不过三四成而已。

“施主，”执事僧的语气依旧平和，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了寺籍，便是受了佛祖庇佑，免去一切官非徭役，子孙亦可安稳。这世之中，一份安稳，难道不值这多出的一成租子吗？况且，若是年景实在不好，寺中亦可酌减免。总好过被官府胥吏得家亡吧？”

他的话，像一把冰冷的锥子，刺中了阿宝内心最的恐惧。他想起了去年邻村欠税的王老五，被衙役抓进县衙，打得奄奄一息，最后田地房产尽数被没收，一家沦为了流民，不知所踪。

执事僧不再多言，留下几句“施主好好思量”，便飘然而去。

那一夜，阿宝家的油灯亮到很晚。夫妻俩相对无言，只有沉重的叹息和孩子们不安的梦呓。窗外，风声呜咽，仿佛预示着更大的风。

最终，生存的欲望压倒了一切。第二天，陈阿宝在那份写着“自愿将田三十亩寄献于大庄严寺永充功德”的文契上，颤抖着按下了手印。那鲜红的手印，像一滴血，烙印着这个时代小民的无奈与悲哀。

从此，陈阿宝一家名义上成了大庄严寺的“僧只户”或者说佃户。他们确实不再需要面对官府如狼似虎的胥吏，但寺院的管事僧收租时，丝毫不会比胥吏温和。五成的租子，雷打不动。遇丰年，一家勉强果腹；遇灾年，则需向寺院借贷“僧债”，利滚利，永无出之。他们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也失去了国家的户籍，成为了依附于寺院的“隐户”。所谓的“免役”，不过是换了一种更沉重、更无望的束缚。王氏常常望着那片不再属于自家的土地偷偷抹泪，而阿宝，则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脊梁仿佛被无形的重担压得更弯了。

几乎就在陈阿宝按下血红手印的同时，在长安城皇城内的御史台官廨中，一位刚正不阿的官员——李御史，正面对着一堆籍簿，眉紧锁，脸色越来越凝重。

他奉旨核查京兆府各县的户籍与田亩账册，为朝廷理财征税提供依据。然而，越查下去，他越是心惊。

“户部存档，开元年间，本县有户一万二千七百，六万八千余。天宝年间，有户一万一千九百，六万三千余。而至去岁会昌元年核查，在册纳税之户，竟仅有七千四百余户，三万九千余！”李御史的手指划过一行行冰冷的数字，声音因震惊而微微颤抖。

短短百年间，尤其是安史之后，户竟锐减了近四成！这绝非仅仅是战和天灾所能解释的。

“那么，呢？土地呢？”他厉声询问身旁战战兢兢的县丞。

县丞冷汗直流，支吾着答道：“回禀御史，或有隐户逃亡……或……或投寄于势家豪族……其中，尤以……尤以寄身佛寺者为众……”

“佛寺？”李御史猛地站起身，走到窗边，望向远处那些金碧辉煌的寺庙飞檐。他想起庆阳节上皇帝对僧的诘问，此刻才真正体会到那问题的千钧之重。

他立刻调阅了县内几个大寺的附属田产和记录（这些记录往往并不完整，且寺院多有隐瞒）。结果更是触目惊心：仅大庄严寺一寺，登记在册的田产就达千顷之多，其名下的“寺户”、“净”（寺院隶）、“僧只户”等各种依附，竟有近两千！而这，还只是官方能统计到的部分。

这意味着，本该向国家纳税服役的编户齐民，连同他们耕种的土地，成建制地流了寺院这个享有免税特权的“国中之国”！

“疮痈！帝国的巨大疮痈！”李御史愤然拍案，笔墨为之震跳。他仿佛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景：无数的“陈阿宝”在产边缘，将田产和自身托庇于寺院；而寺院则像一个巨大的海绵，不断吸纳着帝国的血——土地和劳动力。朝廷的税源益枯竭，府库益空虚，而寺庙的仓廪却越来越充盈。一旦国家有事，需加征赋税，则必然加重仍在册籍的百姓负担，导致更多产，投寺院怀抱，形成恶循环。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他立刻奋笔疾书，要将这惊心的发现写成奏疏，上报朝廷。他知道，朝堂之上，并非只有他一看到这危局。

果然，数后的常朝之上，就在李御史的奏疏送达的同时，一场关于佛教利弊的激烈辩论正在展开。

新任宰相李德裕，神色严峻，手持玉笏，正向御座上的武宗皇帝慷慨陈词。他的声音冷静而锐利，如同外科大夫手中的手术刀，直指帝国的痼疾。

“陛下！”李德裕的声音在大殿中回响，“臣非不知佛法有教化之功，然观今之浮图，其弊已远大于利！其害有三：一曰耗国赋。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免征徭，不纳课税。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天下计之，其费可知！此乃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