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府下辖二州九县，治在山阳县淮城，原属南直隶境内。发布页Ltxsdz…℃〇M不过自从去年开始，南直隶分成了三块行政区域，江苏、安徽和南京，淮安府也就被划归了江苏。

这里是沟通黄河和长江的水道枢纽，是漕粮北运和淮盐南下的重要岸，在淮安府北面的清江浦，就是淮安府最大的一处转运码。

虽说淮安府有大河卫、淮安卫及督漕总督的亲兵，但是在数十万的淮安府内，这点手就几乎是杯水车薪了。

比如清江浦这里，繁华不下于淮安城，也超过了六、七万，但此地驻守的兵丁也不会超过500，码处最多也就两个小旗常驻而已。

这里的社会秩序和江南其他各处城市一样，主要是被当地士绅把持着，官府不过是块招牌而已，不是谋逆及风化案子，基本上官府都是秉承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

不过士绅维持的是保护自家利益的社会秩序，而不是连小偷小『摸』的社会治安事件也要『』手，因此打行这种黑社会『』质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些打行基本上都同地方士绅有勾结，听从士绅的命令打击对手，又或是欺行霸市向外地商收取保护费，为本地士绅谋取垄断行业利益。

而在大运河的沿线城市，除了这些士绅驯养的打行黑帮之外，还有漕军自发组建起来的船工互助会，以对抗沿途打行的勒索。不过这些船工互助会最后还是落了军官、船、把这些漕军中小有职权的目手中，形成了类似于帮会的组织。

这样的运河帮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船工的利益，但事实上也让船工们受到了更为严酷的剥削。士绅、官商和漕运官吏，通过帮会组织联合压榨着底层的船工，又利用这些加帮会的船工去排斥一切对于漕运方式的改变，以维持住自家在运河上的利益。

自从4年前崇祯开启白粮海运以减轻江南百姓的负担之后，南北海上运输的规模就一大于一，这让靠着运河吃饭的官吏、地方士绅、官商、及帮会员都焦虑了起来，如果不是导沭整沂海工程的开工分流了一小半运河上的苦力，使得这些员的收益没有出现快速的下滑，估计这些早就要跳出来反对海运了。

不过随着青岛-济南的铁路开通，南京-上海铁路的开通，上海、天津、青岛码的建成，南北航运海道水文资料的收集完成，这极大的推动了南北海上航运的事业，也损害了运河运输从业者的利益。

作为沟通北京同江南地区的大运河，可以说是大明最为重要的一条内陆运输线路。发^.^新^.^地^.^址 wWwLtXSFb…℃〇M从大运河建成的那一天开始，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的都城，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唐宋元明四朝皆是如此。

对于定都北京的大明朝来说，江南漕运更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漕粮运输的方式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官运，主要是运输到京城地区，供应皇帝到百姓的常所需；另一种则是民运，主要是运输到北方边境地区，供应给九边军队作为军粮。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民运而无官运，因为都城在南京，而九边不过在黄河左近，运输的耗费并不是很高。而且明太祖采用民运办法时，运粮的都是地方上的大户豪强，这种运粮方式等于是在削减地方上大户豪强的实力。

另外，以一万石设一解运的粮长，这些粮长抵达京城时都会被皇帝接见，以询问地方上的状况，的出『色』的还能升任六部官员，可以说这是太祖在县以下控制地方的另一套组织机构。因此即便明太祖屡屡兴起大案，地方上却始终保持着安宁，不会有什么心惶惶状况出现，也是依赖于这套粮长系统的正常运转。

当然这一套粮长系统，在崇祯看来大约就是现代的议员，虽然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行使议会的职能权力，但是议员所具有的功能，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了。

但是太祖之后，永乐帝迁都北京，又数次出兵塞外，导致整个运粮耗费超出了地方豪强能够负担的上限，永乐帝又不是一个喜欢听取乡里民声的，粮长制度随即就失去了太祖时期的本意，成为了朝廷压榨地方民力的恶政。

到了永乐之后的皇帝上位后，供应京城的漕粮因为不够及时，终于从民运改为了官运，而边军系统则大部分依旧还是民运。

官运漕粮在最高时期的数字是六百七十万石，到了万历末期基本在400万石上下。而民运漕粮大约在六、七百万石上下，至于民间商运南粮贩卖于北方的大约也有六百余万石。

自从三、四年前漕运开始改为商运之后，去年南粮运往北方的数量是1600万石，其中1400万石走的是大运河。但是今年通过大运河运往北面的粮食已经下降到1250万石，这种快速下挫的运输量，立刻引起了漕运官吏和运河附近士绅的警觉。

在稻米产地湖广行省，一石稻米的收购价格大约是0.45-0.5元之间，到了上海、苏州、南京的米市，一石湖广稻米的市场价格大约在0.7-0.8元。从暹罗、柬埔寨、越南运到宁波、上海的稻米，每石大概是0.8-0.85元。

而在天津，一石大米价值1.5元，在北京则是1.6元。将一石大米从上海运到天津，现在的海运费是0.25元，扣除其他费用，每石大概还能赚上0.2-0.3元。但如果是采用运河运输，每石的运输费用就是0.45元，差不多无利可图。

对于户部官员来说，自然是喜欢海运而不是内河运输漕粮。但1600万石的漕粮内河运输费用就是720万元，这其中将近一半是要落帮会员、承揽商、漕运官吏和士绅手中的，他们又怎么肯无端端的损失这么多。

从原先的漕运方式更换为现在的商运方式，已经让不少损失了不少利益，只是新皇登基大家还看不清方向，加上崔文升这个总督漕运兼管河道的大太监手腕圆滑，令这些最终还是忍受了下来。

到了今，朝廷虽然没有明说要用海运替换河运，但是河运漕粮的不断下降，已经说明朝廷确实是动手了。这自然让一些开始躁动了起来，试图采取一些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

只不过既得利益者的反抗总是会有些瞻前顾后的心态，特别是当皇帝并没有公开发文说要用海运取代漕运的时候。光是让这些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应对漕运业务萎缩的状况，就已经费了不少时间。

而让众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更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眼看着冬季的到来，让运河都进了停航季节，大家也没有讨论出一个办法来。清江浦的四家士绅终于忍不下去，决定出组织码无事的工去漕运总督衙门前闹一闹，好让朝中的官员借此攻击海运的政策。

这四家士绅之所以如此积极，还是在于一旦大运河的运输业务出现萎缩的话，首当其冲的影响便是清江浦码。这四家士绅在清江浦都是建有私码的大地主。别看淮安这地方工商业发达，其实此地是常年遭受水灾侵害的地区。光是漕运总督衙门因为历年的洪水都不得不搬迁了三次。

大运河给沿途的城市、村镇带去财富之余，同样也给这些地区带去了祸害，不管是黄河携来的大量泥沙，还是为了保证运河水量而无视两岸农田的用水。

因此运河两侧的士绅大多投资于工商业而不是田地之中，只不过他们的投资方式不是创造生产力，而是挖朝廷的根基。一旦漕运事业开始萎缩，这些依赖运河为生的士绅们就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了。

12月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