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WwW.XshuOTXt.CoM只是防守，怕是过于被动。若是在防御中也有进攻，就是在总的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防御，在战术上进行外线的战役或战斗……

其实，陈文强并没有这样僻的军事见解，但他基于财政支撑的困难，提出了“自力更生、就地因粮、以战养战”。而要达到这些目的，革命军的战略战术就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却正是暗合了上面的军事理论。

当然，从军事造诣上，吴禄贞比陈文强高出太多，但他经历的是正统的军事教育，考虑的主要是如何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换句话说，他对游击战是有所涉猎的，但却更喜欢打正规仗，或是打大仗、硬仗。随着革命军实力的迅速扩充，这种思维在不知不觉地占据主导。

这倒也不能说陈文强就是对的，吴禄贞犯了错误，只能说两的思想和侧重点有差异桃花劫之在劫难逃。陈文强对于打仗，有更多的功利，这也是资金紧张所造成的。同时呢，他对革命成功的迫切希望远没有那些革命者强烈。

所以，在他潜意识里便不会奢望通过一两场大仗便取得决定的胜利，而是不自觉地把时间放宽，把战线拉长。

辛亥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吧？或者是偶然之中存在着必然吧？陈文强并不能绝对地确定，所以总是觉得时机还不到。还要耐下心来隐忍发展，要使实力更加强悍，要使资金积累得更多。

当陈文强重新启程。赶到广州的时候，革命军也接到了琼州总参谋部的命令。

“以不少于两千的部队转进滇西、滇西南，与挺进支队会合，趁敌空虚光复大片地区，或迫敌分兵再择机歼灭。争取在雨季之前稳固据有以保山中心的数县之地，就地因粮，自力更生……”

“另以陆支队主力转进滇黔界地区。在东面形成对昆明或曲靖的威胁，并伺机向黔省发展。或使滇黔通要道有被切断之虞，迫敌分兵……”

“当面之清军若南攻，可倚险据坚节节防御，亦可扰袭不断削弱其实力。滇南光复区可守可弃，西南战区参谋部可依据实际况进行选择……”

“总部支援不会断，但西南战区要坚决贯彻‘就地因粮，以战养战’的原则，积极行动起来，军政两大工作要齐并进，不可放松……”

战略战术转变了！听完传达，几乎所有都是这样的想法。同时，他们也听明出了总部面临的困难。再三强调要自力更生，要就地因粮，要以战养战。

“与法的涉还没有最后结果。虽然最低的要求是达到的，但即便是法不禁物资流，总部要支撑革命军越来越多的马，还是力有未逮。”军政府政务总长张继知道得更为详细，说得也更明白，“从两三千。到现在的一万三四千，光靠外部的支援是无论如何难以长久的。现在清军主力尽在北面。在昆明周边，滇西、滇西南极为空虚。而且，巡防队的战斗力如何，大家心中更清楚。”

“抽调两千马，再加上已经派出的三支挺进支队，三千多枪足以纵横滇西南、滇西。敌若分兵，那正合我们的意思；如果不分兵，那咱们就稳固占领，收粮收税，自给自足。还要攻城掠地，利用缴获来扩充马。”总参谋长葛智初得到张继的示意，便接着说道：“以一隅敌全国，便要有长远的打算，不可能通过一两场决战便打垮清廷。”

“从起事到现在，军政府的名号是叫出去了，但却并没有什么政府的样子。”张继苦笑了一下，说道：“虽然是形势使然，可咱们也很不重视。从现在开始，从建立滇西、滇西南根据地开始，便要象政府那样去运作。不光要有作战部队，还要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备军。县要有县政府，乡要有乡委会，村要有自治委，把政权牢牢控制住，老百姓才会意识到这天是真变了，才不会把革命军作匆匆过客。葛参谋长，你公布总部的任命吧！”

葛智初点了点，朗声念道：“滇西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司令龙济光，副司令秋竞侠、杨文恺；参谋长宗少华，副参谋长陶雄；辖三个野战团，一个军分区警卫营……”

“滇黔桂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司令陆荣廷，副司令……”

“西南军区本部，司令刘永福，副司令……”

更加细致的任命，意味着军队大幅扩充后的重新调整，西南战区在地域上被划成三块，但却不是独立作战黑道邪主萝莉小妻。王支队留少部马继续依托十万大山牵制骚扰清军，主力则调回本部，加强本部的力量。

而两个军分区各领三四千马，本部则有五六千之多，以尽量确保作为两个军分区联系的中间钮带，并能继续对法形成压力。大量政务员则随军分配，跟着作战部队到各自的活动地区开展工作。

总部命令下达得突然，部队展开行动也很迅速，猬集于滇南与清军对峙的革命军东分西分，只剩下了本部两千多马。王支队主力正在奉命转回，很快便会使本部马充实起来。而清军，却暂时对革命军的行动没有觉察。

…………

历史证明，一场刻的社会变革，离不开广大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而广大民群众参与的前提条件，就是民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民在改革中或得到权力，或得到实惠，只有如此，改革才能成为全体民的自觉选择。并为他们所拥护。

而晚清的新政恰恰是没有做到这一点，又遇到时机不好，庚子年闹下的巨额赔款。压得清廷喘不过气来，推行新政所需的大量经费就只能取之于民。

办什么事都要钱哪！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按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估算，这一块每年的预算就达到五千多万两，而当时清廷的财政收也不过一亿两多一点。

结果呢，除了北洋六镇按编制完成编练任务外，其它省份大多减少计划。或者根本就是有名无实。而北洋新军之所以得到朝廷财政支持，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负有拱卫京师之责。靠着朝廷强制摊派才得以保证经费的。为此，有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令惊讶的是，在清王朝控制力益缩减、统治危机加剧的况下，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它的财政收居然还能以每年数千万两的速度增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筹款，清廷只能向下摊派。而那些地方督抚们也叫苦不迭，上面催得紧了，只能层层转移。向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为镇压太平军设立的厘卡制度，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厘金由此成为清末的大宗岁之一。

当时，清廷和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由于税收加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因为推行新政、增加摊派而引发的民变事件愈来愈多，民众对朝廷和官府的不满绪也越来越高涨，如各地毁厘卡、抢米风、冲击新设立的警局甚至捣毁新学堂。

用民怨沸腾来形容清末的最后几年，也许有些过分，但广大民众对这个威权逐渐减弱的朝廷确实是丧失了感。如果有要去推倒这棵腐朽的大树，他们是乐见其成，甚至是会上前助一臂之力的。

这也就是革命军，乃至同盟会发动起义能够应者云集、迅速扩充的原因所在。虽然不排除会党的作用，也不排除参与的民